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曾回忆黄侃骗婚黄绍兰一事，致其一生流离失所，直斥黄为“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小有才适足以济其奸”。黄绍兰是黄侃的同乡、同族，黄侃当过她的塾师。后来，黄绍兰从北京女师肄业，去上海开办博文女校，黄侃便到上海追求她。发妻尚未下堂，黄侃心生一计，骗取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谁知好景不长，黄侃回北京女师大教书，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因为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对簿公堂？更可悲的是，她与黄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黄绍兰后来投在章太炎门下，深得章夫人汤国梨的同情，但她摆脱不了黄侃给她心灵投下的巨幅阴影，终于还是疯掉了，而且自缢身亡。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耻”，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
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武昌女师学生黄菊英与他的大女儿同年级，常到黄家串门，以伯叔之礼事黄侃，黄侃对这位女学生也非常友善。就这样日久生情，黄侃对这个女学生也很好。日子一久，竟生爱恋，不数月，二人突然宣布结婚。朋友们都以“人言可畏”劝他，他坦然地说：“这怕什么？”此事传遍武汉学界，顿时成为丑闻。黄侃何时怕过别人骂他伤风败俗？他居然要学生收集骂他的小报，以供蜜月消遣。他填了一阙《采桑子》的词给黄句英，可谓十二分深情：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
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黄菊英反复默诵这阕词，泪眼朦胧，大受感动。她认定嫁为名士妻，修到才子妇是人生莫大的幸福，便毅然脱离家庭，与黄侃结为夫妻。
黄侃在门上挂了一个小木牌，上面写“坐谈不得超过五分钟”。有一次，女学生舒之锐和程俊英去黄侃处借阅杂志，见到木牌后即准备离去，黄侃说：“女学生不再此限，可以多坐一会儿。”
孝道
黄侃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还是有名的孝子。其生母周孺人去世后，因思念母亲，黄侃特地请老友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自撰了一篇沉痛的悼文。
为生计所迫，黄侃经常四处奔波教学，随行都会带着一口棺材，一时成为时人谈资，黄侃却依然我行我素。这口棺材是黄父当年在四川做官时自制的，后因棺材太小留给了田夫人，上面有黄侃父亲黄云鹄老先生亲笔题写的铭文。田夫人系黄父正室，非黄侃生母，可黄侃对田夫人视若生母。1922年夏，田夫人去世，黄侃悲痛欲绝，按照古礼服丧。随后，黄侃又请苏曼殊给他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他自己写了记，请章太炎写了题跋。这幅画也成了他的随身宝物，片刻不离。黄侃专门在日记中撰写了慈母生平事略。文末云：“孤苦苍天，哀痛苍天!孤黄侃泣血谨述。”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黄侃必率家人设供祭祀，伤恸不已。
治学
黄侃论学问之道曰：“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 又云：“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
黄侃论学术云：“学术二字应解为‘术由师授，学自己成’。”又云，“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 “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
黄侃言初学之病有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故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这句话半个世纪后还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广为流传，成为他治学严谨的证明。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终不为所动。后因早逝，故留传于世的著作不多。章太炎在黄侃的墓志铭中写道：“（黄）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今正五十，而遂以中酒死。”
黄侃论成才云：“通一经一史，文成一体，亦可以为成人矣。”
黄侃在北大授课时，他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黄善于咏诵诗章，阴阳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为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
学生都称黄侃是一个“特别教授”，在堂上对《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一不带原书，二不带讲稿，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学生对引用的经典论据，下课以后去查书，一字不漏，一字不错，引起了全班同学啧啧称羡。有一天，黄的学生为他拿皮包时发现内有许慎的《说文解字》，打开一看，那书上画得太特别了：书头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有墨笔写的，有朱笔写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符号，全书9300字，每个字都有自己的讲法；别人的讲法，有的他肯定，有的他否定，也都记在了上面。据说，他对《说文解字》读了五次，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他去讲授的时候，也每一次有新的内容，同学们说：听黄先生的课，百听不厌，常听常新。一个学生看了黄侃所读的那本《说文解字》后，对他说：“黄先生，你这批在书头上、书边上的东西，颜色各异，字又那么小，谁还认得呢？”黄侃半开玩笑说：“我要人认得干什么呢？别人要知道了上面的内容，我就不是第一了。”大家都哄地笑了。
黄侃读书必正襟危坐，一丝不苟，白天不管如何劳累，晚上照常坚持鸡鸣始就寝，从不因人事、贫困或疾病而改变。有时朋友来访，与之纵谈至深夜，客人走后，黄侃仍要坐在灯下校读，读毕才就寝。1913年，黄旅居上海时，异常贫困。除夕之夜，街上爆竹之声通宵达旦，而他却独坐室内，精心研读，不知困倦，直到临终，仍一面吐血，一面坚持将《唐文粹补遗》圈点批校完。
黄侃曾言，读书前“要如一字不识人”，方能读书。黄侃读书，喜欢随手圈点。他圈点时非常认真，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了一遍。如《文选》圈点数十遍，《汉书》、《新唐书》等书三遍。《清史稿》全书一百册，七百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因此，他把读书时只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作“杀书头”，很不以为然。关于黄侃读书之苦，许多学者津津乐道，但他并不以为苦事。有一次，黄侃与学生陆宗达闲聊，黄问陆：“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陆不知道老师此问何意，就乱猜一通，说这个最高兴，又说那个最高兴。黄侃听后，都只是摇摇头。最后，陆问老师答案是什么，黄侃笑着说：“是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卷还剩末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这次谈话让陆宗达终生铭记于心。
陆宗达曾拜黄侃为师。见过先生，黄侃一个字也没给陆宗达讲，只给他一本没有标点的《说文解字》，说：“点上标点，点完见我。”陆宗达依教而行。再见老师时，黄侃翻了翻那卷了边的书，说：“再买一本，重新点上。”就将书扔到了书堆上。又一次见老师时，陆宗达送上点点画画已经不成样子的《说文解字》。黄侃点点头，说：“再去买一本。”三个月后，陆宗达又将一本看得很破的《说文解字》拿来，说：“老师，是不是还要再点一本，我已经准备好了。”黄侃说：“已经标点了三次，《说文解字》，你已经烂熟在心，这文字之学你已得了大半，不用再点了。以后你做学问也用不着总翻这书了。”说完，黄侃又将那书扔上书堆，这才给陆宗达讲起了学问的事。后来，陆宗达终于成为我国现代训诂学界的泰斗。他回忆自己的学习历程时说：就是当年翻烂了三本《说文解字》，从此做起学问来，轻松得如庖丁解牛。
黄侃在北大几乎骂遍同列，连师弟钱玄同也不放过，惟有一人，他以礼相待，这人就是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别人问黄侃何故对刘师培特殊优待？他回答道：“因为他与本师太炎先生交情很深。”当时，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然而每次谈到经学，只要黄侃在场，刘师培就三缄其口，黄侃很快就猜透了对方的心思。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资质优秀的弟子堪当传人，黄侃即朗声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开玩笑，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刘师培当仁不让，欣然受礼，他说：“我今天就不再谦让了。”有人认为黄的学问在刘之上，刘不必自轻身份，黄说：“《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黄侃在北京大学主讲国学之际，终日潜心“国故”，常废寝忘食。一次，友人登门拜访。进门见黄一手持馒头欲吃又止，一手捧书，知其正沉溺书中，不便打扰，即静坐恭候。忽然，“啪”的一声，友人大吃一惊，原来黄读到开心处，先在桌上猛击一掌，再将馒头蘸进朱砂和墨汁盒后放入嘴里，脸上被弄成了一个大花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