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沛国是曹氏经营多年的老家，就算再多招万把人也不成问题，但曹操自我限制，不愿多招，原因就是要低调，乱世中人心难测，群雄里喜欢拉后腿、敲闷棍、下阴招的人比比皆是，如果兵多了，则目标大，意气盛，与强敌相争，可能反成祸根。

时机未到，切不可急于求成，这就是曹操在乱世中学会的第一课，其道理深刻而又现实。

接下来，曹操还是准备去抗董前线，虽然姿态定要低调，但态度还是得积极，要保持一定的曝光率，否则会被天下志士所唾弃。

然而酸枣不能再去了，原来，此时盟军华东方面军已粮尽而散，半箭没发，连演习都不算，等于十几万大军旅游兼看戏，领导们则是聚一起宴请吃喝交流感情，然后回去报销三公支出，反正公家出钱不心疼，不用白不用。

唯一不和谐的，就是兖州刺史刘岱和东郡太守桥瑁。聚会期间，两人经常就军费开支问题展开磋商，然而双方分歧巨大，矛盾越闹越深，结果起了火并。最终，刘岱干掉桥瑁，指派自己的心腹王肱来担任东郡太守。

逆恶未除，先自推刃，如何得成事！这种情况下，曹操虽然很想再和老友张邈合作，但事到如今，他也不想去趟兖州这趟浑水了。于是继续向北来到河内，加入了袁绍、王匡、韩馥的盟军华北方面军。

毕竟袁绍才是反董勤王的盟主，此人虽然有很多毛病，但大节仍未亏。所以曹操期望对其施加影响，使局面改观。

可惜，曹操到了河内后，发现事情完全不是他想的那样，原来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

那是在这一年（亦190年）的六月份，董卓见关东盟军有瓦解迹象，便适时派出了大鸿胪韩融、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瑰安等四名威望甚著的朝廷大臣前去河内与袁绍讲和，但袁绍不管三七二十一，竟派王匡将胡、吴、王三人全部杀死，只留韩融一人因与袁氏世交匪浅，所以被放回洛阳给董卓报信。

袁绍过分了。这几位大臣不过是被逼着来做一次和事老，并非董卓爪牙，你表明不同意讲和也就罢了，何必非要杀了他们。就说其中执金吾胡母班，不仅与张邈同列汉末士人运动领袖——“八厨”（指八人家资豪富，却轻财仗义、救人无数，见《后汉书党锢列传》）之一，德高望重；也是袁绍得力手下王匡的亲妹夫；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杀之无由。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然而为了表示对董卓专权及献帝皇位的否定，袁绍竟不惜杀人立威，令亲者痛仇者快，这又是何等的现实无情，令人齿冷。这样做虽然能确保他关东盟主地位之继续，但在道义上无疑是减分的。

其次，袁绍与王匡以讨董为名，在河内横征暴敛，杀人无数，以至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结果又在民心上大大为之减分。

接着，袁绍更在自己并不擅长的军事上减分了。由于董卓与关东诸将讲和失败，便在当年冬季发起了反击攻势。首先，他遣军数万，偷袭了屯驻在鲁阳的袁术部将孙坚，却没能占到便宜。接着，他又派兵偷袭了屯驻在河阳津的袁绍部将王匡，王匡措不及防，竟然全军覆没，王匡只身逃回老家泰山，徐图东山再起。

同样是偷袭，人家袁术的手下就能撑住，可袁绍的手下却全军覆没。一来二去，袁绍感觉自己超没面子的，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他决定在政治上来个大手笔风险投资。

袁绍决定学董卓那样，也立个皇帝来玩玩儿。董卓一武夫都能擅立君主，我袁绍四世三公，经营天下百余年，门生故吏多如牛毛，随便立个皇帝又有何难？

另外，另立新帝，就可彻底斩断与长安朝廷的感情纽带，埋葬旧世界，创立新时代。从而一举定天下，以成袁氏千秋伟业。

那立谁好呢？袁绍想起了一个现成的人选。一位温和派的政治家，现任大司马、幽州牧刘虞。

刘虞，字伯安，东海郡郯（今山东郯城）人，为光武帝废太子东海恭王刘强之后。当年他放弃了朝廷给他的大批兵马，而以温和派的怀柔政策，成功安抚了幽州以北各少数民族，深得众望，可以说是个高尚纯朴，清静俭约的长者，而且有血统有政绩，却没野心没诡计，加上手里大片的北方地盘和大量的避难人口，这都是袁绍垂涎已久的尤物。

于是，袁绍找来曹操商量，说皇帝幼冲，迫于董卓，又远隔关塞，不知存否。现在这里有个幽州牧刘虞，乃宗室贤俊，为政宽厚，不如我等共立为主，则关东诸将齐心矣！

曹操一听，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袁绍另立中央、分裂国家的提议。

当今天下糜烂的症结不在皇帝不行，而正在于乱换皇帝，所以曹操一生，都反对擅自废立君主，灵帝末年，冀州刺史王芬曾派许攸来拉曹操入伙，准备发动政变废掉灵帝，改立合肥侯为帝，曹操当时就对自己的好友许攸表示了“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这样鲜明的政治态度，只是鉴于好友关系，才没有告发许攸。所以他才对董卓废帝极度反对，不惜弃官散财，奋臂疾呼，孤军奋战，也要与之对抗到底。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袁绍这位天下士人的领袖，竟然会走上了董卓的老路，自绝于人民。退一万步，就算真要再立君主，那也要等现在这个君主没了再说，否则岂不是公然分裂国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