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超低头沉思了许久，这才语重心长，道出一番经典名言：“吾年老失智，而任君屡当大任，岂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愿进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来此抚驭，他不足虑，只性太严急，还宜少戒。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

这便是班超的半生经验之总结——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为政者越是处于错综复杂之陌生环境，越是面对良莠混杂之特殊人群，就越要分清主次矛盾，懂得适当进行妥协。因为只有懂得妥协，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其实这世上很多事儿都是这样，都要讲究一个平衡、讲究一个中庸，切切不可走向极端。班超从不给敌人留后路，，但对于可以争取或需要团结的力量，却总在原则之下留给他们一定的空间，从而海纳百川、融汇贯通，使自己常立于眼观全局之战略高度，这就是一个指挥官的心胸与魅力所在。

何况，西域都护以一帮非凶即恶的充军罪犯，羁縻一堆叛服无常的异域城邦，对士卒什么态度，对蛮夷什么态度，都得好好斟酌。尤其面对五十多个情形迥异的西域国家，更得分别依据其状况性质、及与汉朝历史之渊源，善用其间矛盾与利害之错综关系，加以分析判断，高屋建瓴，战略布局，方可从容执行。总之，在这个位置不仅要具备军事素质，更要具备政治素质与外交素质；有时得大开大合的军事立威，有时又得细致谨慎的外交沟通，平常还得宽容灵活的人性化管理，凡此总总，通通是处事峻急而性格暴躁的任尚所欠缺的。班超卸任前的这番提醒与告诫，可谓金玉良言。

然而很可惜，任尚这头牛并没有听懂班超的琴声，当面没讲，人一走却跟手下们抱怨起来：“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

自负之人，往往瞧不起平常的事物，看似着眼点很高，其实好高骛远、华而不实。任尚就不明白，这世上所有奇策，都源于日常工作的观察积累与分析整理。所谓欲速则不达，其实政治与武功一样，都没有速成之法的，更别信“欲练神功必先自宫”那一套的歪门邪道。任尚远没有班超那样超强的素质与胆略，却追求安西速成之法，于是过分自负、急于求成，对手下将士与西域诸国一味采取高压政策，终丧军心民心，导致大乱爆发，两年后，公元106年九月，西域多国密谋联合，围攻西域都护府，任尚落荒而逃，被征回洛阳问责。朝廷只得再派大军，好不容易平定叛乱，但乱源已经种下，到第二年六月，汉军实在待不下去了，只得又撤出西域，北单于残部之势力趁机进入天山，重新控制车师地区，从此丝路再次断绝，史称“三绝”。

和帝无语了，难道西域还真的一刻也离不了班超？这一味的消极退守, 也没图得省事和安宁, 反让北匈奴得寸进尺, 以西域为依托, 大肆寇犯河西四郡。直至公元124年，班超的儿子班勇才奉命率五百将士再次征服西域，史称“三通”。然而好景不长，仅仅三年后，班勇就含冤被罢，而其继任者又一蟹不如一蟹，从此，西域事去矣。

事实证明：用夷攻夷，原为攘夷之上策，然其经营者须能在各蛮夷间维持微妙的实力平衡，而不能让任何一方坐大，故必才如马援、班超之辈，方足收功，否则平虏不足，启衅有余。如东汉对于西羌与西域之处置，皆人走茶凉、人亡政息，便足可鉴。

从此之后，中国之丝路再次畅通无阻，要等到几百年后的唐朝了。而这期间的东西贸易，很多便不得不从“交趾——印度——埃及”这条沿海线路进行，“海上丝绸之路”遂日渐繁荣，顺便又带动了整个中国南方的商业大发展，这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个新时代又来临了，虽然来的晚了些。

最后说说班超的结局吧！东汉和帝永元十六年（公元104年）八月，离乡三十一载（即公元73年至公元104年）的班超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洛阳。

三十年功名尘与土，一万里路云和月。

班超回国后，立刻受到了朝野热烈欢迎。这是一个传奇中的人物，除了明帝时的一些老家伙，没人见过他庐山真面目，只是耳闻了他许多纵横西域的伟大事迹。就连年轻的和帝，也非常之好奇，于是亲自接见了班超，并下诏褒奖，拜其射声校尉。然而，班超并没能在他的新官位上再发光发热，原来，多年的征战与操劳早已摧毁了班超的健康，又经长途奔波万里跋涉，一回到洛阳，他胸胁闷痛的痼疾就加重了，从此一病不起。和帝闻讯赶紧派太监前来探望，并赐予医药，然而一切都晚了，班超风烛残年，他伟大的一生已经走到了尽头。

九月，在一片秋风萧瑟之中，班超病逝于洛阳，英雄落幕，享年七十一岁。

八月返，九月卒，从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看出，老将军是硬拼着顽强的意志力苦撑身体，而将其虚弱之生命在漫长的归途中残喘，直到艰难返回故土。可以说，他这一段时间的活着，只是为了能在对的地方死去，不到中原不闭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