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成都之战后，刘秀的统一大业算是基本完成了，如果说还有一点余波的话，那就是建武十三年春，朔方军阀卢芳败亡匈奴；建武十六年秋，刘秀又遣使解散了各郡流民盗贼，给他们土地、粮食，让他们安心生产。
天下事得之于疏，而失之于密，故治盗之法，在缓不在急——再大的盗，从前也是良民，王莽不懂这一点，所以把良民整成了盗贼；刘秀懂得这一点，所以能把盗贼变成良民。这才是真正的“天下无贼”。
至此，天下牛马放牧，单车露宿，道无拾遗，夜不闭户，一片升平景象。
太好了！自舂陵起兵，刘秀跨马操兵，行伍倥偬，已十余载矣，如今美须即白，亲朋勋旧又大多故去，是秋风四起，人事全非，他真的再也不想打仗了。
正如那首歌所唱：“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往事不堪回首，刘秀如非警急，也实在不愿多谈军旅之事。有一次，皇太子向刘秀请教兵法，刘秀却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一声长叹：“昔卫灵公问圣人以攻战，孔子不对。此事非尔所及也！”
据史料记载，汉平帝时天下尚有人口五千九百多万，可几十年的内乱一折腾，只剩了一千万不到，后经多年休养生息，至建武末年，天下人口还只剩两千一百多万而已，并未恢复元气。当此之时，天下疲耗，人心思定，为苍生计，刘秀也实在不欲多事征战。在他心中——
只愿投戈讲艺，马放南山；只愿息兵论道，百姓万全；只愿时光静好，家国平安；只愿天下美眷，岁岁年年。
自古知兵者不好战。只有真正了解战争实质的大军事家，才真正明白战争对于民众的巨大伤害。是故善战而不好战，圣人是也。
22.风虎云龙，柔道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当年，汉高祖铲平最后一个异姓王英布，自以为天下大定，因而衣锦还乡，唱出了感动中国、感动历史的《大风歌》。光武帝也有类似的事迹，建武十七年十月，刘秀荣归故里，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并置酒作乐，赏赐宗室。这正是往事历历在目，数不尽的滋味齐上心头，刘秀虽无法完全体会高祖的慷慨与悲凉，却也华丽丽的生出了一腔豪迈之气，自觉天地在我心，未来在脚下。
宴席间，刘氏宗母们于酒酣耳热之际，不由八卦起了她们这位从小看着长大的家族之光：“文叔少时谨信，与人应酬亦不甚殷勤，仅知柔和而已，今日竟能如此！”
刘秀在旁听闻，哈哈大笑道：“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毛泽东治国，有阶级斗争；邓小平治国，有中国特色；江泽民治国，有三个代表；胡锦涛治国，有科学发展观；刘秀治国，则是所谓的柔道。
问题来了，柔道，何谓柔道？当然不是奥运会项目。真要弄清楚，我们来看看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一次政治事件中，刘秀对此做出的解释。
刘秀多年经略北方，又造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以震匈奴。时人见之，都议论说：“谶言汉九世当却北狄地千里，岂谓此邪？”果然，不久匈奴便因内斗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东汉拓地千里。至建武二十七年，北匈奴也终于服软，遣使来与汉朝和议，不料臧宫、马武二人坚决主战，他们上书道：“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虏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当中国一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不如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也。”
可刘秀却下诏回复道：“《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民。”
看来刘秀所谓柔道，其实也就是一种儒家思想与黄老思想的杂糅。他在教育上特别注重儒学与风俗教化；在政治上则严以察吏，宽以驭民；在文化上则敦厉名实，尊崇节义；在经济上则加强社会福利制度，释放奴婢，救助贫民。最厉害的是，刘秀真正做到了精兵简政，他竟然裁汰掉了政府90%的公务员（只这一点惊世骇俗，它意味着国家行政开支可以缩减90%让利于民，史称“费减亿计”。这可是超越了多少时代的行政高效！实在令人惊叹。）
看来，刘秀作为一代明君，是真正做到了尽职尽责，爱民如子；而其理政之勤，往往清晨视朝，夜半方寐，皇太子劝他注意身体，刘秀却道：“我自乐此，不为疲也！”（刘秀原创成语之九“乐此不疲”）颇有些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味道。
于是，上承光武数十年励精图治之余绪，，东汉帝国在“明章盛世”（第二任汉明帝与第三任汉章帝）之后，中国南部大开发，社会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之景象。人口达到六千余万，耕地达到七亿余亩，全国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谷物一千余公斤，人均占有粮食约三百二十公斤，此经济成就已远超“文景之治”（据《后汉书 仲长统传》，东汉中后期农田亩产达到九十公斤，比西汉高出一倍多），直与后世的“贞观之治”看齐。就算到近代，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一直在这个水平线上下徘徊。也就是说，东汉一朝已将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带到了巅峰状态。
当然，所谓物极必反，由于刘秀过于提倡偃武修文，结果导致其后世帝王没能体会他“苟非其时”的真意，而在国势强盛之时，仍然不事扩张，反将北方百姓多迁南方，而徙异族进入内地，进一步加剧了民族矛盾与土地紧张，并使得北边并、幽、凉三州胡多汉少（西汉盛时，三州尚有近九百万汉人，至东汉盛时，仅剩三百万），政府控制力迅速减弱。董卓之乱由此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