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在射犬，刘秀手下几位猛将兄大发神威，再次展示了刘秀军事集团的惊人实力，这才真是勇士如云、猛将如雨，比之三国毫不逊色。
这第一位猛将兄，便是携全族投奔刘秀的耿纯。当时他作为先锋，在敌营数里之外扎下营来，夜里忽然遭到敌人偷袭，四面箭如雨下，汉军一时没有防备，损失惨重。关键时刻，耿纯令部下坚守营寨，不得妄动；然后亲选一支两千人的敢死队，各持强弩，轻装潜行，绕到敌军背后，突地齐声呼噪，强弩并发，反又夜袭了流民军，遂大破之。兵法有云：“两军相对取背破之。”打不赢就得变阵，这才是王道。
第二天，刘秀亲自来到耿纯营中慰劳，得知耿纯宗族多有死伤，不由大感心疼。
当年小长安一战，刘秀家人死伤殆尽，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如今耿氏宗族又如此拼命，刘秀于心何忍？
想到这儿，刘秀便关切的对耿纯说道：“大兵不可夜动，故不相救耳。军营进退无常，卿宗族不可悉居军中。”遂将耿氏宗族老幼撤到了后方，剩下的则全都是精华，其间人才辈出，后封列侯者有四人，关内侯者三人，为二千石者九人，都为大汉中兴做出了突出贡献。
第二个大爆发的猛将兄，又是那位可比项羽之勇的铫期。本来，刘秀知道他打仗不要命，便将他掉到后方护送辎重，以示保护，没想到流民军见夜袭不成，竟也派人绕到刘秀大兵后方，准备截断汉军的后勤。这下可正好撞在铫期的枪口上，他就是不想表现都不成了。结果这一战，铫期又亲手格杀数十人，身上中了三箭，兀自奋战不止，流民军一看刘秀军里咋都是疯子，吓得掉头就跑，心想这仗真是没法打了，咋啥妙计都不管用呢？
到底是什么激励着耿纯毁家破产，不计生死；又是什么激励着铫期带伤再战，英风烈烈？难道就只是为了功名富贵，或是忠君报主么？
我想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否则耿纯自己上就好了，他为何还要赔上整个家族的男女老少，捐亲戚，弃土壤，甚至还把家产祖业都给烧了？须知耿氏可是一个大大的地方豪强，正宗的既得利益者。至于铫期在受重伤后也绝对有理由退下去督战，他又何必为了一场胜利连性命都不要？这小命没了可就什么都没了。我看这绝不是光用所谓“博取富贵”或者“忠于君主”就可以解释的。
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所以我想，古代某些士大夫也是有信仰的。有了坚定的信仰，才可以为之生为之死，为之牺牲一切！
而这个信仰，也绝对不会是来自于狭义的君王或朝廷，而是来自于更广阔的天下。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丈夫立于苍天之下，就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按照现代的话说，就是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人类事业中去，埋葬一个腐臭旧时代，开创一个辉煌新世界。
我们现代人总喜欢端着架子，自以为高人一等，就老批判古人思想落后愚昧，最讨厌这种态度，目光肤浅，井蛙嘴脸。咱们有什么资格看轻古人的觉悟，在此之前，还是先问问自己有没有真正的信仰再说！
第三位猛将兄是位新人，南阳人贾复（字君文，星宿“氐土貉”）。在野史评书中，此人出身草莽，使得一杆方天画戟，号称“银戟太岁雪天王”，端的是武艺绝伦。然而在正史中，贾复其实是个货真价实的儒生，他早年与刘秀一样主修《尚书》，好学不倦，书读的甚好，以至老师经常当众称赞他说：“贾君之容貌志气如此，而勤于学，将相之器也。”当天下大乱，贾复也带了数百人啸聚山林，自号羽山将军，后经刘秀族兄刘嘉介绍，北渡黄河来到刘秀帐下。刘秀以贾复有“折冲千里之威”，赐其宝马，又拜其为都护将军。当射犬决战正式打响，汉军与流民军苦战至日中，敌坚阵不却，刘秀便召来贾复说：“吏士皆饥，可且朝饭。”可没想到贾复一读书人，这时牛脾气竟上来了，遂按剑扬眉，昂然道：“先破之，然后食耳！”（成语“灭此朝食”典出于此）说完高举战旗，身先士卒，迎着瓢泼箭雨冲入敌军阵中，所向皆靡。诸将见贾复如此勇猛，深受鼓舞，皆随后急进掩杀，终大破流民军，其残部沿着太行山道北走常山国，与那里的流民军会和，复聚众数十万，苟延残喘。
《诗经》云“允文允武”，《尚书》称“乃武乃文”，孔子又曰：“君子有文事，必有武备。”所以说不要小看读书人。什么手无缚鸡之力，那是后世的腐儒。其实中国刚开始是文武不分家的，读书人都很猛，就像刘秀与他的云台二十八将，基本上都是儒生，还有很多跟刘秀一样曾在长安游学，是最高级别的太学生。然而正是这帮学生，上马提剑，下马持笔，舍家为国，同心合力转战天下，最终平定乱世，中兴大汉，步入伟大。
所以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东汉开国多儒生名将，“只为通人事，亦自通政事，兼通军事，因缘时会，勋绩彪炳。也可说，中国历史上多出军事天才，正为中国人一向懂得尊重人事，讲究人事，所以成一通情达理之人，遂亦能当一理想之军人。”
这也正是“有志不在出身”，英雄何必出草莽，儒林中也可以有英雄，尤其是东汉前一百年的儒林，他们由于借鉴了王莽坐而论道、迂腐误国的经验教训，又痛疾于西汉末年儒生之媚颜软骨，再加东汉朝廷之倡导，所以更加注重经世致用与名声风节，在君子气中多了一股侠气与豪气，其社会实践水平明显比西汉高一个档次，如杜诗的水排（即水力鼓风机，用于冶铁，比欧洲早一千多年）、张衡的地动仪、浑天仪、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甚至今天还在用的算盘，等等，这些无不是东汉时的发明。同时这些儒生们也多为官清正，崇尚直道而行，常以节俭为荣，是故勤约之风，行于上下：如刘秀御驾出巡，竟常乘革车羸马；其手下著名儒臣董宣死时，家里却只能拿出几石粮食办丧事；又兰陵大儒王良为大司徒，他的妻子竟被人看到穿着布裙在砍柴。正是在这一批批优质儒生的影响下，东汉社会道德之高洁，民风之淳朴，民德之宽厚，达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梁启超先生就说：“东汉尚气节，光武、明、章，奖厉名节，为儒学最盛时代，收孔教复苏之良果。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
清代史学家赵翼又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正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这便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上行下效风气蔚然，正因为刘秀与诸将接受着相同的教育，又有着相同的经历，所以他们才能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理想，以避免派系争斗而内耗实力。这便是一个政权或政治集团成长的基石，也正是刘秀集团高过更始集团、流民集团与其他军阀割据集团的地方。所以说，东汉以儒生开国，是历史的特例，也是历史的必然，可谓顺理成章，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