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陈汤也就很想结束“京漂”的身份，把家安到陵县里去，这样不但能得到皇帝的田宅赏赐，还能为他的子孙后代弄到永久的京畿户籍，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他利欲熏心，竟附和解晚年，向成帝上奏道：“初陵，京师之地，最为肥美，可立一县。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徒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汤愿与妻子家属徙初陵，为天下先。”

陈汤的奏章中为我们揭示了西汉末年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那就是官商勾结，仗势欺人，巧取豪夺，兼并土地，导致大批贫苦的自耕农失去田宅，破产流亡，沦为游民、奴隶甚至盗贼，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和谐，同时也加重了在册编户齐民的租税负担。当时之情势，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富差距拉大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而迁民陵县正可减轻关东地区土地兼并的压力以及百姓的租税压力，同时也可滞缓豪强在地方乡里势力的形成。看来陈汤此举虽是为自己谋利，但也有为国家百姓考虑的一方面，干得好说不定还能恢复汉初“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的良好局面。

所以成帝对陈汤这个忠心耿耿的建议非常嘉许，但他觉得初陵这个地方不太好，于是又下诏停止初陵工程，以新丰戏乡（今陕西临潼东北）为昌陵县，再建新陵，同时迁徙关东各郡资产在五百万以上的五千富户，以充实昌陵。不久又赐给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公主、中二千石高官昌陵田宅，而陈汤由于上奏有功，竟以六百石小官破例也获得了一块很好的宅基地。

我们说陈汤此举虽是为自己求利，却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西汉末年豪强兼并土地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来是件利国利民又利己的大好事，但坏就坏在成帝竟临时更改陵址，放着修了一半的初陵变成“烂尾楼”，却又跑去再修一座昌陵。偏偏昌陵这个垃圾地方地势低洼，需要先从远处挖山取土来加高，这样才能使整个城邑在一个水平线上。乃至运来的土比粮食还贵，此外为了赶工期，工人们还须点起灯火连夜作业，灯油的花费又是一笔天文数字，真是劳民伤财，自讨苦吃。解万年原先还大打包票说自己三年内一定能完工，结果却建了五年还遥遥无期，弄得天下匮竭，海内怨望，卒徒蒙辜，死者连属。更重要的是，昌陵徙民工程严重打击了关东豪强包括关东列侯们的既得利益，甚至朝中很多高官就在关东拥有大量良田与农奴，若迁来关中必定损失惨重，他们当然要坚决反抗。于是群臣接连上书表示不满，要求停建昌陵，恢复初陵。成帝不得已只好下诏停工。然后丞相翟方进和御史大夫孔光又上书请求撤销昌陵的移民住宅建设，把昌陵也变成“烂尾楼”。奏章还未批复，陈汤却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开始到处散播谣言说：“天子且顺听群臣言，犹且复发徙之也。”

陈汤当真口无遮拦，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怎么还可能大发徙民得罪豪强呢？事实上昌陵一停工，成帝便急不可待的反过头去再修原先的初陵，大兴土木，规模直逼骊山，结果又搞得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上下俱匮、无以相救，破产流民以百万数。谷永、刘向接连上书请求成帝节省开支，可这次成帝却怎么也不肯听了。

原来从头到尾，这就是一个闹剧，这个闹剧证明，用徙民政策来解决西汉末年土地兼并问题是行不通的，因为当权者根本也没想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据《汉书》记载，成帝朝的三任名儒丞相匡衡、张禹和翟方进都有兼并土地的爱好，而且成帝本人也在民间拥有大量私田与私奴，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公田（国家田地）之外置私田的皇帝。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丞相尚且如此，那些遍布天下的什么王二代、侯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就更别说了。

再套句流行的话来说：不解决土地兼并，大汉帝国就会亡；解决了土地兼并，刘氏王朝就会亡。你说这事情怎么搞？搞来搞去搞上天了，不还是闹剧一场？

但闹剧终究也是要收场的，不然皇帝面子上过不去，这样倒霉的就只能是解万年和陈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