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事是在汉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以生活奢侈、残酷执法著名的南阳郡守陈咸多次送礼贿赂陈汤，要他帮忙调入长安，并说：“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陈汤捡钱眼开，竟使出通天手段，让他入朝做了少府的肥差。结果陈咸在少府任上大捞特捞，还把属下捞的钱也据为己有，完全的不会做官也不会做人。陈汤为了钱就举荐这种垃圾，这也实在让人很无语。

第二件事儿则发生在这一年的五月份。原来陈汤有个好朋友叫王莽，没错就是那个取西汉而代之的王莽。当时成帝之母王政君有八个兄弟三个姐妹，其外戚势力盘根错节，权倾朝野，于是一门九侯、五大司马，唯独王莽父亲，也就是王家兄弟的老二王曼早死，莽一个孤儿不遭待见，竟只任了一个小小的骑都尉。陈汤为好友打抱不平，便上书成帝道：“莽父早死，独不封，母明君拱养皇太后，尤劳苦，宜封。”结果王莽就被封了新都侯，并在此后一路青云直上，直达顶峰。

从当时来看，陈汤这第二件事儿按说不是什么问题，也根本就不能算是犯法。只不过后来王莽篡位成了汉朝的死敌，所以连带着《汉书》也把这件事当成了陈汤的大罪过。

第三件事儿说是陈汤收了人黄金五十斤，答应为太后同母异父的弟弟苟参之子苟伋上奏求封侯爵。（这件事没办成）

第四件事儿则更大些，说有个弘农太守张匡，贪赃巨款百万以上，结果事发被双规了。然后陈汤竟加倍收了他两百万钱，帮他把审讯拖到了冬天以后。

你说这些事儿陈汤做的丢不丢人，连小生我写了都替他害臊。不过光这些事儿依汉律还定不了他的死罪，毕竟事情都只涉及受贿而无贪赃枉法之举，但陈汤不久又干了件更加出格的事情，这才真正命中要害，让他身败名裂。

这件事儿就是在成帝朝非常有名的昌陵事件。

我们前文有提过，自西汉建国以来，就一直奉行一个“强干弱枝”政策，以及这个政策所衍生出的“陵县”制度。也就是说，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增加长安关中一带的中央地区实力同时削弱函谷关以西的地方势力，汉朝历代天子都在生前为自己建造陵墓，并将关东的富商、豪强，以及两千石以上高官家族迁居到陵墓周围，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陵县。而正由于其居民非富即贵，所以这些陵县都非常繁华富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尚住宅区”，这种地方对于真正的富豪、权贵大家族来讲当然不稀罕，甚至不是很情愿（陵县依法不得族居），但对一些小家族、小官吏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这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然而到了汉元帝时期，长安附近虽已形成了7个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的陵县。但元帝考虑建设陵县耗费巨大，另外由于昭宣两代对经济的过度宽松政策，以及对富人阶层的过度放纵与包庇，导致帝国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看来所谓轻徭薄赋并不是解决社会民生问题的万灵丹，前提是必须解决好社会财富分配问题才行，即后文陈汤所言“均贫富”也），官僚地主与关东豪强勾结一气、势力盘根错节，尾大不掉，势难撼动，反之汉朝中央集权已不复武帝之强势，迁民若不慎引起反扑，恐怕动摇国本，所以就没有在元帝的陵墓渭陵建设陵县。到了汉成帝即位，也照旧例开始为自己修建初陵且不建陵县，但这时初陵工程总指挥（即将作大匠，掌皇家营筑，秩二千石）解万年萌动私心，竟想通过建成陵县立功升官，便怂恿自己的好友陈汤说：“今作初陵而营起邑居，成大功，万年必当蒙重赏。子公妻家在长安，儿子生长长安，不乐东方，宜求徙，可得赐田宅，俱善。”

陈汤果然动心了。在我们的既定印象中，古人是有迁徙的自由的，也不受户籍的约束，其实不然，自商鞅变法以来，秦汉历代都有严密的户籍制度，因生活所迫而逃离户籍的那叫流民，被抓到可是要遣返的。所以陈汤虽在长安为官多年，老婆孩子也都在长安，但根据当时的户籍政策，他的子女并不能取得长安户籍，只能随陈汤的原籍，登记在他的老家山东。一旦陈汤罢官或去世，他的子女就必须迁回原籍，否则不管大官小官的家族都在长安扎下根来，长安及京畿一带岂不迟早得被挤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