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司隶校尉的公文就发到了汉军沿途各郡，要地方官把将士们都抓起来，严查审问。陈汤当然不会束手就擒，于是他适时展开反击，给汉元帝上了一道奏疏，言：“臣与吏士，共诛单于，幸得擒灭，万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劳道路。今司隶反逆收系按验，是为郅支报仇也！”

元帝一想这也确实很不像话，赶紧下令释放所有被捕有功将士，并命沿途政府准备酒食犒军。

石显与匡衡一看陈汤的第二条辫子没能抓住，便又回过头去抓陈汤的第一条辫子。这次他们等到甘、陈回朝要论功行赏的时候，才突然发难，上书道：“甘延寿、陈汤擅兴师矫诏，朝廷不加诛戮，已属厚幸；若再封以爵邑，诚恐将来奉使之人，各欲乘危侥幸，生事蛮夷，为国招难，此风断不可开。”

元帝纠结了。按说甘、陈二人立此盖世奇功，应该完全可以抵消他们的矫诏罪还有余，至少封个侯不成问题。但匡衡与石显都是朝廷重臣，而且他们的意见也很有些道理，咋办呢？

我们早就说过，元帝是个优柔寡断的书呆子皇帝，本来大权在握，偏偏没有主见，耳不聪，眼不明，缺乏决断力，这就是史书中常说的昏君。

就这样甘、陈封赏之事不仅被长期搁置，二人还被软禁起来，接受有司讯问。一时间，朝野内外对此议论纷纷，舆情汹汹，一场关于甘陈功过的讨论甚嚣尘上，大有没完没了之势。

这可真是没有天理了，明明打了胜仗回来，又是接受调查，又是朝廷官员不断的责难，我想这大概就是李陵宁愿委身蛮夷也不想回国的原因吧，官场实在比战场复杂太多。

好在关键时刻，当世另外一位大儒、原宗正刘向闻知此事后大感义愤，便向元帝上书说了一番公道话：

“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事暴扬外国，重毁我强汉之威，朝野上下深以为耻。陛下无日不痛心疾首要将逆虏碎尸万段。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屠三重城，拔康居歙侯之旗，斩匈奴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向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藩，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之勋莫大焉。而议者徒以汤矫制，不论其功，反欲文致之，是臣所未喻也。夫将在外，有可以振国威、制敌命者，专之可也。且臣闻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今延寿、汤不避死难，为国雪耻，而竟无尺寸之封，其何以劝帅兵绝域者？

昔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拜两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馀人。今康居之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此于贰师，功德百之。且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犹皆裂土受爵。今甘、陈二人之威武功勋，更高过前人，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宜请释其矫制之罪，赏其克敌之功，加以高爵。惟陛下察之。”

不得不说，刘向的这篇奏疏写的文采飞扬、气势磅礴，非常有水平。经此一文，舆论开始一面倒的支持甘、陈。元帝于是果断下诏，甘、陈取食于敌、以战养战，没花政府一分钱一粒粮就为国家除一大患，虽然有罪，但完全可以赦免，剩下的大家讨论封赏就是，其他话就不用多说了。

结果朝臣大多认为，应该按照捕斩单于的军法对甘陈二人进行封赏。

匡衡与石显在下面一听，顿时气傻了。

捕斩单于，如果真按这个标准来，甘陈二人岂不赚翻了？汉代名将之中，斩杀大国元首的只有灌婴（追斩项羽）和李广利（斩杀大宛王）二人，灌婴被封了五千户（还被五个部下分了万户），李广利则被封了八千户；甘、陈若是也被封个如此数字，匡、石二人岂不得郁闷死？要知道匡衡身为丞相乐安侯，也不过647户而已，石显一个太监，更是永远都不可能有封邑。

于是二人赶紧跳出来说：“郅支本亡逃失国，窃号绝域，非真单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