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死后，刘启的接班人问题却仍没有尘埃落定，因为还有一个想争储君位置的人，梁王刘武。
刘武是景帝刘启的唯一同母弟，深受太后与刘启宠爱，再加上平七国之乱时立有大功，多种因素相加，刘武渐渐便有了夺储的心思。
刘武并不是孤军奋战的，他有一个坚定的支持者窦太后。我们知道，汉初时太后说话是很有分量的，这是刘启不得不多加考虑的问题。
但这仍然是不合规矩的，父死子继，嫡长子继承，这是经过千年历史检验的成熟政治制度。一个朝代若是继承制混乱，一下子废长立幼，一下子兄终弟及，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天下大乱，比如殷商和宋、吴。
所以周亚夫再次跳了出来，坚决反对。不仅周亚夫，另一位汉初名臣袁盎也跳了出来，反对的比周亚夫还要激烈。另外还有十几个大臣也全站在了周亚夫袁盎这边，反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刘启这次听了大臣们的话，关键是他也想把皇位留给儿子，不舍得留给弟弟。
刘武气坏了，一时冲动，便起了杀机。
周亚夫天下名将，威名赫赫，刘武当然不敢动。但是其他文臣，手无缚鸡之力，杀他们还不跟玩儿一样。于是刘武派出刺客，竟将袁盎等十几个反对的大臣尽数暗杀。（世惜袁盎死，皆谓之忠直国士，不过以其谗毁周勃、倾轧晁错等事来看，此人器宇狭窄，道德不立，其量实远逊周亚夫。袁盎之示直，或公报私仇，或哗众取宠也；亚夫之主直，则秉公为国也。盎以口舌见幸，而亚夫以功业成名，社稷之臣也。此乃云泥之别。）
一口气杀了十几个大臣，这下子刘武可捅了马蜂窝了。景帝命令彻查到底，结果一查竟查到了刘武的身上，刘武这才慌了神，赶紧把手下的狗头军师推出来杀了顶罪，然后又派人去长安找到王皇后的弟弟王信，托他帮忙说情。
其实摊上这事儿刘启也很头痛。现在太后为了刘武日夜哭泣，甚至还闹起了绝食，自己要是真的依法处置，这恐怕会担上个不孝的罪名。所以恰逢王信一番说情，再加上派去办案的官员已经非常机灵的将所有杀人证据都销毁了，刘启便正好顺水推舟，托词一切都是梁王手下所为，竟然免去了刘武的全部罪责。袁盎等十几个大臣，等于白死了。
周亚夫闻信，犟脾气又上来了，竟上书道：“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陛下用法，因人而有轻重，此失信于民，失信于天下也！”
刘启根本不理周亚夫，任它舆情喧天，我自岿然不动。梁王还是梁王，除了储君之位彻底没戏外，其他待遇一切如常。
窦太后闻信，转悲为喜，一开心，便决定报答王信这个说情的“有功之臣”，让刘启封他为侯。
刘启为难了，要说给外戚封侯，这也是汉朝的传统，没什么大不了，但一般来说皇帝应该封太后的外戚，而不能封皇后的外戚，否则两后的外戚争起权来，那也是一件麻烦事儿。
窦太后见皇帝百般推脱，大怒，道：“人主行事，各因其时，何必拘守成法？。自窦长君在时，竟不得侯，死后乃封其子彭祖顾得侯。吾甚恨之。帝必速封王信！”
窦长君是窦太后的哥哥，当初文帝在位时就没封他为侯，时间一长，竟给拖死了。景帝即位后，便封了他儿子窦彭祖为侯。这件事儿一直是窦太后心里的疙瘩，想起来就恨，她现在逼刘启给王信封侯，也有点替窦长君打抱不平的意思。
然而刘启还是推脱，说什么要征求丞相周亚夫的意见。汉朝时丞相权力很大，有时是可以用“封还诏书”或上书谏诤等形式请皇帝收回成命的，何况，周亚夫可是文帝亲封的顾命大臣，景帝叔父辈的人物，把他搬出来当挡箭牌，窦太后一时也无话可说。
想也不用想，周亚夫肯定是反对的。
这个王信，除了嗜酒如命，啥正事儿也不会干，只懂得吹牛拍马讨好梁王太好，如此阿谀枉法之佞臣，还要封他做侯，开什么国际玩笑！想那周亚夫多少旧部，一生征战，老死军旅，都不一定能混个封侯。而外戚们半点功劳没有，只靠些裙带关系，居然就可以封妻荫子，一家人世世代代享尽荣华富贵？
周亚夫的政治理念，从来就是反对外戚封侯与擅权的。当初吕氏就是大封诸吕，弄得天下大乱，搞得周勃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平定。如今诸吕没了，汉朝的外戚制度仍然没有任何改观，这一帮子皇亲国戚，除了争权夺利鱼肉百姓他们还会干啥，凭什么一人得道就鸡犬升天？这不公平，太不公平了！这将那些为国家浴血拼杀的将士们置于何地？
结果理所当然的，周亚夫对此严词反对，还搬出刘邦来说话：“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
当初，刘邦也是怕外戚擅权，所以才与列侯杀白马以约，提出这条军功封侯的规矩，不过自吕氏之后，汉朝皇帝基本没把这规矩当回事儿了。这下子可好，周亚夫竟把至高无上的先帝刘邦给抬出来压人了，如此不仅景帝没话说，连窦太后王皇后一干人等也只能全闭了嘴，再也不敢提及此事。
身在蓝田隐居的窦婴闻听此事，不禁摇头太息：周亚夫啊周亚夫，你还嫌自己得罪的人不够多么？从前那些就不提了，只这一次，你就把太后、皇后那边的所有外戚全得罪了个光，你这个丞相还能当多久，我深深怀疑。
周亚夫做事从来是个实干家，做人则最紧要宗旨二字。他做将军，便要做真将军，做宰相，便要做真宰相，妥协与退让，不是他的风格。虽然他很清楚，这样会给他带来麻烦，许负所言牢狱之灾与饿死之祸，未必就是危言耸听，但是没办法，他生就了这么一个臭脾气，重原则与职责甚于生命，毫无保留，不知道后悔，比他死老爹更加不知变通。在战场他是神，在官场上他也就一棒槌。
可以说，周亚夫是最后一个汉初功臣集团的代表人物。他据守“白马之盟”，力阻皇权的任意扩张，浑然不顾自文景之后，随着外戚集团与酷吏集团的兴起，汉初功臣集团已不复从前之政治实力，周亚夫这不过是在以个人力量对膨胀不已的皇权做最后的抗争罢了，这很令人钦佩，也很令人同情——
盖当初周勃对抗皇权，靠的是结党。虽然，结党也有很多副作用，但总算不是孤军奋战，可周亚夫军人本色，却从来不懂这些，他至始至终只想着用热血与大义来改变世界，这可能吗？
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不仅要适当的讲原则，讲国家利益，也要适当的讲权变。细柳时周亚夫可以坚持原则，平吴楚时他也可以坚持原则，但朝廷不是他坚持原则的地方，因为皇帝才是真正的原则。很显然，周亚夫不是一个成功的政客，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社稷之臣。而这世上政客很多，恰恰社稷之臣少，多几个这样的社稷之臣，中国才有希望。
但是接下来周亚夫做了一件错事儿，最终葬送了他的政治生命。这事儿说起来还真不能怪人家景帝，周亚夫的确自己有错，而且因为这件事儿，周亚夫自责不已，至死不肯自宽。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别人严格，对自己更严格，这样的人其实很可怜，他活得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