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是刘恒的亲弟弟，都忍不住权力的诱惑要造反，其他与刘恒关系疏远的诸侯王就更加令人担忧了。且不说他们有没有这个反心，只就目前的局势看，他们完全具有这个造反的实力。

首先，依汉初的政治体系，地方上郡县制与诸侯国并行，其地方军制也是并行的。郡县之地方军由郡尉统领，并直接受中央最高军事长官太尉节制；但诸侯国却能自行组建“郡国兵”，其军事指挥官“中尉”一般也由王国自置。汉初全国共有五十四郡，其中三十九郡都属于诸侯王的封地，而皇帝直辖不过十五郡而已。故诸侯王的军力完全可与帝国正规军分庭抗礼。

其次，汉初诸侯国内自有小朝廷，除丞相和太傅由中央任免外，其下官吏，诸侯王尽可自行设置，这客观上形成了诸侯国内独立的政治集团。其中便不免有些颇具才智的政治投机者心怀不轨，煽风点火，替主子出谋划策争权夺利，唯恐天下不乱，朝廷对他们鞭长莫及。

第三，我们知道，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国内，是可以征收赋税的，但这还不打紧，关键是刘恒在汉文帝前元五年颁布的“除盗铸钱令”，一下子把诸侯王们全养肥了，肥的流油冒泡，非常之可怕。

我们前面提过，汉初的时候天下通货膨胀极其严重。现代社会市场成熟，经济思想完善，我们有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如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但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人们对经济与货币的认识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文帝一看市场上钱少物贵，竟有个拍脑袋的馊主意，下诏废除禁止私人铸钱的禁令，允许民间自行铸钱。

货币发行是国家的生命线，但文帝却拱手把它让给了私人，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它真的发生了。其恶果自然地球人都知道，能采铜铸钱的人肯定不会是穷苦老百姓，多半是被达官显贵富商巨贾给独占了，不但独占，而且还偷工减料（在铜中掺铅）牟取暴利。于是有权势的人就有钱，有钱有势的人则更加有钱，市场物资正常增加，但货币却越来越多，且其总量与流通的监管又不可控，结果肥的是少数人，吃亏的还是朝廷和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

而作为掌握大片土地与矿产资源的诸侯王，他们自然发大了。尤其是受封于江东的宗室元老吴王刘濞（刘邦兄刘仲之子），其封地内的豫章（今江西南昌）恰好是大铜矿所在地，刘濞乃采其铜而铸钱，又煮东海以为盐，得致富甲天下，而渐有东帝之志。

综上所述，诸侯王们有兵有粮有钱有人才，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只要给他们一个理由，他们就能翻天覆地，翻云覆雨，搞得天下乱七八糟。

因此，不仅文帝为诸侯王们殚精竭虑吃不香睡不好，他所提拔的几个年轻大臣，也着急的上蹿下跳，就差掀房子拆瓦了。

汉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贾谊向文帝上了一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雄文《治安策》，其中对当前的政治形势极为忧心，竟言要为之痛哭，为之流涕，为之大声叹息，并提议将几个比较大的诸侯国由其诸侯王子分而治之，是为“剖分王国策”。

贾谊此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诚不失为安汉甚佳之策，俨然汉武时大获成效之“推恩令”前身。往往盛世，才真正需要这样振聋发聩的危言，这种“杞人忧天”的忧患意识才是真正的强国之瑰宝。只可惜天下大势已成，文帝虽深纳其策，亦难骤付实施。所以直到此后十年，即公元前164年，刘恒准备齐全之后，这才分代为两国，分齐为六国，分淮南为三国，还把自己的儿子刘武封为梁王，并广梁国之地，以控制中原，震捍诸侯，屏障中央。

然而，刘恒最终还是放过了最危险的人物吴王刘濞，这不仅因为刘濞实力雄厚难以制伏，而且还因为刘恒欠刘濞家一条命，心中愧疚，不忍做的太绝。这件公案，我们容后再续，这里先卖个关子，不提。

汉文行事，从来谨小慎微，汉武暴风骤雨式的施政方式不是他的风格，所以他明知诸侯王乃汉之心腹大患，但也只是从容布置以慢打快，以免处理不慎而致祸生肘腋。

举凡成大事者，一要魄力，二还要谨慎，刘恒谨慎有余而魄力稍显不足，这注定他成不了什么大事也出不了什么大乱，这在当时急需休养生息的大汉来说，却不失为一个恰适的帝王。

然而，谁能保证下一任皇帝还能头脑这么清楚？到时万一天下大乱烽烟四起怎么办？

所以，他必须为他的继任者留一个平常时候能镇得住，关键时刻能顶的上的超级救火队员。

此人，当然就是军令如山安天下的细柳名将周亚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