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贞观之治》后二章）

六 李治：历史佬儿选中的“渔翁”（下）

敲定新太子的人选后，李世民立刻召集朝中所有六品以上官员，在太极殿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让大臣们畅所欲言，提出他们认为合格的储君人选。

李世民对众人说：“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

这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

因为李世民的儿子虽多，可嫡子只有三个，既然“承乾悖逆”，而李泰又“凶险”，那答案不就不言自明了吗？除了晋王李治，还能有谁？！

满朝文武都听懂了皇帝的意思，于是，“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既然人选早就内定了，朝臣们当然只有“欢呼”的份儿。

就在满朝文武的欢呼声中，年仅十六岁的晋王李治终于“众望所归”地成了大唐帝国的新储君。

同一天，李世民传召魏王入宫。

李泰意识到此行凶多吉少，但是皇帝敕命又不可违抗，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几百个随从骑兵来到永安门。守门官当即把他的随从全部拒之门外，只把魏王李泰单独带到肃章门。当天，李泰即遭软禁，暂时被扣押在北苑。

等待他的，将是与废太子李承乾如出一辙的命运。

贞观十七年四月七日，李世民亲临承天门，下诏册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同时大赦天下。随后，李世民对宰执大臣们公开表态：“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籓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这是一个父亲为了避免骨肉相残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选择。

这是一个皇帝为了顾全大局而不得不对拥立李治的大臣们所做的一次重大妥协。

在这场波谲云诡的夺嫡之争中，李承乾的铤而走险和李泰的处心积虑最终都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反而意外地促成了李治这匹政治黑马的最后胜出。

在这场险象环生的政治博弈中，李治的年轻、幼稚和仁厚，不惟不是一种劣势，反而变成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这个结果真是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正应了那句老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未来的唐高宗李治，就是历史佬儿阴差阳错选中的这个渔翁。

李治继任储君的三天后，李世民在第一时间就给他安排了一个极为可观的辅臣团队。

这是一个超豪华的“明星”阵容——长孙无忌任太子太师，房玄龄任太子太傅，萧瑀任太子太保，李世勣任太子詹事；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太子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太子宾客。

一口气把这么多股肱重臣全部派到东宫当老师，足见李世民对李治的期望之高。同时，此举也等于是向天下人表明——经过这么多风波之后，皇帝最后敲定的这个储君就是铁板钉钉的未来天子，任何人也别想再打夺嫡的主意！

数日后，李世民颁下了一道贬黜魏王的诏书，字里行间交织着一个父亲的爱与痛、以及一个帝王的无奈和义愤：

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是故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罚；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魏王泰，朕之爱子，实所钟心。幼而聪令，颇好文学，恩遇极于崇重，爵位逾于宠章。不思圣哲之诫，自构骄僭之咎；惑谗谀之言，信离间之说。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潜有代宗之望，靡思孝义之则。承乾惧其凌夺，泰亦日增猜阻，争结朝士，竞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彰厥巨衅，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旧唐书?濮王泰传》）

在诏书的最后，李世民下令解除了李泰的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等一应职务，降爵为东莱郡王。原魏王府的官员，凡属李泰亲信者全部流放岭南；杜楚客论罪当死，但以其兄杜如晦之功而被赦免，废为庶人。

不久后，李世民又改封李泰为顺阳王，将其迁出长安，徙居均州的郧乡县（今湖北郧县）。名曰改封，实则与流放无异。

对于这个儿子，李世民一直深感痛惜。时隔数年后，当李世民看着李泰从均州给他上呈的表章时，怜惜和钟爱之情仍旧溢于言表。他对侍臣们说：“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计，断割恩宠，责其居外者，亦是两全也。”（《旧唐书?濮王泰传》）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李泰被进封为濮王，政治待遇略有提升。高宗李治即位后，又特准李泰开府置官，并赏赐给他大量钱物。

可是，无论李世民和李治在事后如何刻意弥补，终究无法改变李泰在政治上蹉跌失意的事实。

对于一个把政治地位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来说，政治生命的过早终结无异于提前宣告了他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