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贞观之治》后二章）

五 易储风波（中）

凭心而论，李世民一直认为晋王李治是一个好儿子，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立为太子。

李治生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是李世民的第九子，在嫡出的三个儿子中排行老三，贞观十七年他才只有十六岁。这么一个年龄尚幼、不谙世事的小儿子，又怎么有资格成为大唐帝国的储君呢？！

而且，李治不适合当太子除了年纪太小的原因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他的性情过于柔弱。

从幼年时代起，李治就有“宽仁孝友”之名。小时候老师给他开讲《孝经》，李世民问他有何读后感，当时年仅六七岁的李治就摇头晃脑地说出了一番对“忠孝”的感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李世民大喜，说：“行此，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

李世民的这个评价固然是对李治的赞赏，可同时也恰好表明——他压根就没想到有朝一日李治会成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

换言之，李治这辈子能够老老实实地事奉父兄，当一个循规蹈矩的臣子，就是李世民对他的最高期待了。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长孙皇后病逝，李治是三个嫡子中哭得最惨的，史称其“哀慕感动左右，太宗屡加慰抚，由是特深宠异”。（《旧唐书?高宗本纪》）

作为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李世民对李治当然是非常宠爱的。然而，此“宠”非彼“宠”。李世民对李治的“深宠”充其量只是一个父亲对幼子的疼爱，而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从李世民那里获得的，却是一个皇帝对储君和后备储君的赏识、器重和期望。

前者关乎亲情，后者关乎政治。二者绝不可同日而语！

而今，要李世民放弃一贯钟爱的魏王李泰，改立性情柔弱的晋王李治，这个决心他如何能下？

李世民决定为李泰作最后的努力。

他找了一个机会，对那些反对魏王的大臣们说：“昨天青雀（李泰的小名）扑在我怀里说：‘臣直到今日才真正成为陛下的儿子，这是臣的再生之日啊！臣有一子，等到我死的那天，一定为陛下把他杀了，将皇位传给晋王。’天下有哪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啊，朕看他这种情形，实在是心生怜惜。”

李世民打了一张悲情牌。

他试图以此为魏王李泰争取一些同情分。

可是，这些拥护晋王的大臣根本不买他的账。

谏议大夫禇遂良毫不客气地说：“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禇遂良一针见血地点破了魏王李泰的虚伪和矫情。他提醒皇帝，不会有人在君临天下、手握大权之后主动杀掉自己的儿子，让位给弟弟。这种说法绝对违背人性常识，所以不可听信。其次，禇遂良又警告皇帝，如果一定要立魏王，晋王的安全问题就必须首先提上议事日程。言下之意，一旦魏王当上天子，李承乾和李治恐怕都会被李泰斩草除根，皇帝你想立魏王，可你有没有考虑过必须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此外，禇遂良的“措置”一词还隐含了另外一层意思，或者说可以做另外一种理解，那就是——假如非立魏王不可，那么为了晋王的安全考虑，就有必要事先废除晋王的爵位，将他贬为庶人，让他从此远离权力中心和政治漩涡，或许这样能够让魏王放他一马，最终保住晋王一命。可是，同样都是嫡子，皇帝你怎么能够为了册立那个野心勃勃的魏王，而贬黜这个年少无辜的晋王？

禇遂良的这番尖锐之辞和言下之意一下子击中了李世民的要害。

李世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同胞手足为了争夺皇权而骨肉相残，他最忌讳的事情就是武德九年的那场悲剧在他眼皮底下重演。所以，当禇遂良的话音刚落，李世民的眼泪已经不可遏止地夺眶而出。

他不得不承认，禇遂良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以李泰的性格和为人，他完全有可能在登基御极之后铲除所有政治上的异己，巩固已经到手的权力。

思虑及此，李世民的哀伤之泪顿时潸潸而下！

他无力地摆了摆手，哽咽着说：“我不能尔……”

话还没有说完，李世民就忽然站起身来，迈着沉重的步履缓缓向内宫走去。

那一瞬间，皇帝仿佛一下了苍老了。

这是许多大臣的强烈直觉。

当天的朝会戛然而止。除了半截语焉不详的话和一个哀伤凄恻的背影，李世民没有给大臣们留下任何明确的指示。

大臣们百思不解——皇帝那半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他不能，可到底不能什么？是不能为了册立魏王而废黜晋王，还是不能为了顾虑晋王的安全而放弃魏王这个心目中的储君？

没有人知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