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第八章 谁与争锋
三不流血的政变：废黜中宗
高宗留下的那道遗诏是耐人寻味的。
除了一些政治上的惯用说辞之外，诏书中最值得人们关注的就是最后一句——“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嗣皇帝对军国大事有不能裁决的，应该听取天后的意见。
这句话的政治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它赋予了武后继续参与朝廷决策的合法性。那么，高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是——如此重大的政治安排，究竟是出于高宗本人的意愿，还是武后在其中做了什么手脚？
我们认为，此举应该是出自高宗本人的意愿。理由有三：
第一，如同前文所述，高宗对李哲一直以来的表现都非常失望，自然也就不放心把朝政大权全盘交给他。在高宗去世前曾发生过一件事情，也足以证明这一点。那是开耀二年（公元682年）正月，太子李哲生了一个儿子，高宗喜出望外，马上为婴儿取名“重照”，并且在婴儿满月之日改元永淳，大赦天下。三月，高宗忽然下诏，册立李重照为皇太孙，几天后又提出要为他开府置官。这样的举动实在是让大臣们感到匪夷所思。因为自古以来，从没见过皇太子健在就立皇太孙的，更没听说过给襁褓中的皇太孙开府置官的，所以当时马上有朝臣提出了异议：“未闻太子在东宫而更立太孙者也。”高宗却不以为然，说：“自我作古，可乎？”（《资治通鉴》卷二○三）就从我这里开一个先例，行不行？天子如此坚持，朝臣当然不敢说不行。虽说后来高宗自己也觉得，为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开府置官”确实是有些离谱，于是未及实施便不了了之，但是这样的动议本身，加之册立李重照为皇太孙的事实，无不在向世人表明——高宗对李哲实在是失望透顶，所以才会把希望寄托在刚刚满月的李重照身上。
第二，高宗不仅不信任太子，而且对宰相也同样不抱信任。因为在目前的宰相班子中，除了一个年迈体衰、有心无力的刘仁轨之外，其他宰相几乎都是武后新近提拔的，他们资历浅、威望轻、经验不足，要是把军国大事的参决权交给他们，高宗同样是放心不下。
第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高宗真正信任的人其实还是武后。自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参豫朝政以来，武后已经用二十多年的时间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政治经验，而她的执政能力也是朝野上下有目共睹的，就连高宗本人也对其赞赏有加。正因为此，高宗才会在去世当天所发布的那道改元诏书中，面对满朝文武公开赞扬武后的政治才干：“比来天后事条，深有益于政，言近而意远，事少而功多。务令崇用，式遵无怠！”（《唐大诏令集》）从这道诏书中，不难看出高宗对武后还存有相当程度上的倚重和信任。所以，为了保证帝国在权力交接过程中不至于出现政治动荡，高宗当然会把一部分最高决策权交给武后，让她在过渡时刻继续掌控大局。在高宗看来，无论武后个人有多大的权力野心，她毕竟是李家的媳妇；不管她如何擅权揽政，到头来总要把权力归还李哲；进而言之，不论武后做什么，她的所作所为客观上也是在确保李唐社稷的长治久安，因此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在这里，也许还有人会问：高宗凭什么就不担心武后篡夺李唐政权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只有了解武则天篡唐历史的后世读者，才会具有这种“事后诸葛亮”的思维，也才会替古人担忧，认为高宗应该对此保持警惕。可对当时的高宗而言，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历史上从来只有男人坐天下，哪里听说过女主登基的？高宗又怎么可能料到武后的终极目标居然是篡位称帝呢？所以说，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高宗不可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高宗把部分决策权交给武后，确实是出于本人的意愿，并非武后做了手脚。
此外，高宗这么做还有一个深层原因，那就是制造某种权力平衡。具体而言，就是为身后的李唐朝廷打造一个“三角政治格局”：一角是新君李哲，一角是担负顾命之责的宰相裴炎，再一角就是掌握部分决策权的武后。在高宗看来，只有这三个角相互依托、相互制衡，才足以保障帝国的政治稳定。
正因为高宗的目的是要让身后的政局保持平衡，所以他对武后的授权自然也是有条件的。所谓“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这一方面固然是授权，可同时也对武后形成了双重限制：一：普通的行政权仍然在李哲和宰相手中，只有特殊的军国大事，武后才有发言权；二：只有当李哲碰到难以定夺的军国大事时，武后才有最终裁决权。
面对这份授权与限制并存的遗诏，武后的心情自然是喜忧参半。
不过，宰相裴炎很快就出面替武后打破了这个限制。十二月初七，也就是高宗驾崩的三天之后，裴炎就奏称：“由于太子尚未即位，所以没有资格发布诏敕，若遇紧急情况，应由天后发布政令，交与中书、门下两省施行。”
武后笑了。
如此一来她就大大突破了遗诏的限制，拥有单独处分政务的权力了。
十二月十一日，二十八岁的太子李哲正式登基，是为唐中宗；同时尊天后为皇太后。李哲虽然在名义上成了皇帝，可仍然处于服丧期间，因此朝政大权自然还是掌握在武后手中。
然而，按照遗诏“以日易月”的规定，民间服丧一月，李哲只须服丧一天，所以，最迟在新年到来之际，武后就必须归政于皇帝。
除非武后真有“还政于君”的心思，否则她就必须在这短短二十天的时间里，利用手中短暂的过渡性权力，全面控制局势，以便在新君李哲脱下丧服之后，仍然能够把帝国的最高权柄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时间异常紧迫，可武后还是以一副胸有成竹、举重若轻的姿态，不慌不忙地出手了。
在短短二十天之间，武后一共完成了四项意义重大的政治举措：
第一，安抚李唐宗室。十二月十七日，武后下令，将李唐宗室中一批“地尊望重”的亲王加封为一品大员：高祖诸子韩王李元嘉为太尉，霍王李元轨为司徒，舒王李元名为司空，滕王李元婴为开府仪同三司，鲁王李灵夔为太子太师；另封太宗诸子越王李贞为太子太傅，纪王李慎为太子太保。此举有效地安抚并拉拢了李唐皇族的大部分重要成员，让他们成了武后临朝的利益共享者，从而彻底麻痹了他们的心志，让他们不但对随后的废黜中宗之举视若无睹，而且对即将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灭顶之灾也毫无察觉。
第二，调整宰相班子。首先，把资深望重的老臣刘仁轨提升为从二品的左仆射，借此笼络其心；而在外示尊崇的同时，又任命他为西京留守，实际上就是把他闲置在长安，让他无法插手东都的政务。其次，将不久前提拔上来的几个新宰相“转正”，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改成“同中书门下三品”。最后，同意裴炎的要求，把他从门下省的侍中调任中书省的中书令，同时对宰相制度进行了一次配套改革，将政事堂从门下省迁到了中书省。
这项改革看似不经意，实际上却是唐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众所周知，从贞观时代开始，唐朝的宰相制度就实行三省合议制，亦即中书省起草政令、门下省审核驳议、尚书省颁布施行。也就是说，唐朝所实行的是一种集体宰相制。然而就是从这次改革之后，门下省的驳议之权就被大大削弱了，掌握出旨权的中书省取得了一种独尊地位，原本属于“三省宰相联席会议”的政事堂，逐渐变成了中书令一人独大的“一言堂”，裴炎成了惟我独尊的首席宰相，不但每次会议都由他主持，而且各台省官员要进入政事堂也必须经过他的批准。从此，唐朝三省合议的集体宰相制就名存实亡了。
裴炎通过这次改革独揽了相权，这无疑是他前不久出面替武后打破权力限制的回报。说白了，这就是裴炎和武后之间的一场政治交易。而这笔政治买卖对武后来说显然是非常合算的，因为三省合议的宰相制度不仅是对相权的分化和制衡，同时也是对君权的监督和制约，如今武后借裴炎之手削弱了门下省的驳议之权，这自然为她日后畅通无阻地行使最高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