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第八章 谁与争锋

二高宗崩逝：终结与开始

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帝国的宰相班子又出现了一些人事变动。

首先是在三月初，李义琰因改葬父母之事有违礼制，武后趁机对高宗大吹枕头风，使得高宗对李义琰大为不悦。李义琰自忖再恋栈禄位必定是凶多吉少，于是主动以足疾为由提出辞职，随即获准致仕。紧接着在三月末，崔知温又因病亡故。至此，整个宰相班子中除了一个年逾八旬的刘仁轨，其他人都已经是清一色的后党。

一切都在按照武后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与此同时，高宗李治的病情也在无可挽回地恶化着……

这一年七月，原定将于十月举行的嵩山封禅，因为天子的健康原因不得不推迟到明年正月。

八月，高宗紧急下诏，命留守京师的太子李哲赶赴东都。表面上的理由说是为明年的封禅大典做准备，实际上是高宗的病情已经不容乐观，所以必须让太子守候在皇帝身边，以便随时接班。

趁着太子离开京师的机会，武后又以高宗名义下令，由李哲的儿子、年仅两岁的皇太孙李重照留守京师，同时命老臣刘仁轨为副留守，辅佐皇太孙。

让一个八十多岁的宰相辅佐一个两岁的婴儿，如此绝妙的组合恐怕也只有武后想得出来！一位是已经老态龙钟、行将就木，一位却还在蹒跚学步、牙牙学语，假如在此期间京师真出了什么乱子，真不知道这两位留守长官该如何应付。

其实，武后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无非就是把刘仁轨钉死在长安，以便她能够在东都大展拳脚。

十月，高宗和武后从东都启程，前往嵩山脚下的奉天宫（今河南登封县境），看上去似乎是为了筹备两个月后的封禅大典，可实际上一到奉天宫，高宗就因病势沉重而下诏取消了嵩山封禅的计划。

十一月初，高宗的病情再度恶化，眩晕越来越严重，到最后甚至出现了失明的症状。御医秦鸣鹤立刻被召来诊治天子的病情。据有关学者考证，这个秦鸣鹤是来自大秦（东罗马帝国）的景教徒。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其教徒在初唐时期大量涌入长安。他们除了传播基督教义之外，也带来了西方的外科医术。据说，为失明的患者实施开颅手术，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秦鸣鹤仔细观察了高宗的症状后，马上作出诊断：“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则愈矣。”所谓风毒上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脑部血管堵塞，压迫到视觉神经。所以，只要适当释放脑部淤血，便能恢复视力。

但是秦鸣鹤话音刚落，珠帘后立刻传出一声怒叱：“此可斩！天子头上，岂是试出血处耶？”

毫无疑问，珠帘后的人就是武后。

秦鸣鹤当即吓得面无人色，不住地叩头谢罪。

还好这时候高宗发话了。他说：“医之议病，理不加罪。且我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大唐新语》）

武后闻言，只好悻悻地闭上了嘴。

秦鸣鹤战战兢兢地针刺高宗头部的“百会”、“脑户”二穴。片刻后，高宗果然发出一声惊喜的呼喊：“吾眼明矣！”秦鸣鹤顿时如释重负，赶紧擦了擦额头上不断冒出的冷汗。

武后在帘后，立刻作出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向秦鸣鹤顶礼致谢，说：“这是苍天赐我神医啊！”

据说为了表示对这位神医的感谢，武后还“自负彩百匹以赐鸣鹤”（《资治通鉴》卷二○三），也就是亲自背了一百匹彩帛赏赐给秦鸣鹤。

武后这个举动实在是有够夸张。就算她确实对秦鸣鹤充满了感激之情，似乎也没必要亲自动手。要知道，背一百匹帛是需要相当体力的，尤其对武后这么一个年届六旬的老妇来说，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可见武后此举，摆明了就是要拍高宗的马屁，而且还拍得相当肉麻。也许正因为此，中唐人刘肃才会在他编撰的《大唐新语》中，把这个故事归入了《谀佞篇》。

根据常识，一个人越是对另一个人大献殷勤、猛拍马屁，越是表明这个人心里有企图。

而且，很可能还是不可告人的企图。

武后有不可告人的企图吗？

据刘肃记载，高宗的病情之所以极度恶化，就是因为武后“幸灾逞己志，潜遏绝医术，不欲其愈。”也就是说，武后希望高宗的病情加重，以便早日实现她的个人意志，所以暗中阻止良医诊治，不希望高宗病愈。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作了类似的表述：“（武后）不欲上（高宗）疾愈。”

那么，刘肃和司马光的记载是否属实呢？

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理由有二：

首先，武后之所以撺掇高宗封禅嵩山、东幸洛阳，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祈求国泰民安和风调雨顺，而是一方面便于她在东都掌控朝政，另一方面利用旅途劳顿加剧高宗的病情。并且，从长安一路颠簸来到洛阳后，高宗的身体状况已经亮起了红灯，故而才会急召太子赴东都。在此情况下，封禅嵩山事实上已经不太可能、也毫无意义了，可武后还是不顾一切地怂恿高宗再次出行，离开洛阳移驾奉天宫。假如武后真的是为高宗身体着想，那她绝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让高宗承受鞍马劳顿之苦。换言之，一个真正关心丈夫的妻子，此时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让丈夫安心静养、摒绝一切庶务，而不是像武后这样，硬是拖着病入膏肓的丈夫东奔西跑，马不停蹄地拼命折腾。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永淳二年，武后已经五十九岁，以当时的人均寿命而言，这已经算是高龄了；就算武后相信自己遗传了母亲的长寿基因，她也不可能没有危机感。对她来讲，高宗虽说早已病得一塌糊涂，可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病而不垮，要是安心调养、再加上医治有方的话，说不定还能活上个十年八年。倘若如此，武后这辈子就只能充当幕后推手，永远没机会以主角的身份站到台前了。武后能接受这个结果吗？当然不能！尤其是当李弘和李贤这两个难以调教的儿子终于被她一一摆平、而一直与她唱对台戏的宰相班子也已陆续换成她的亲信之后，武后对于最高权力的渴望肯定会空前迫切。在这种时候，假如像秦鸣鹤这样的神医真的把高宗从死亡的边缘挽救回来，那武后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所以，为了避免功亏一篑，为了早日从幕后走到台前，武后就完全有可能像刘肃和司马光所记载的那样——“遏绝医术”、“不欲上疾愈”，亦即暗中阻止良医对高宗的诊治，不希望高宗的病情能够好转。

当然，我们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武后就是谋杀高宗的凶手。严格来说，高宗早已在病魔的驱赶下一步步滑向死亡的深渊了，武后所做的，只不过是在最后时刻完成一个助推的动作而已。换言之，我们也无意将武则天“妖魔化”，而只是想强调一点——无论任何时候，武后都不是一个坐等事情发生的人，而是一个主动创造命运的人。套句很俗的话说，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尽管大秦医生秦鸣鹤的医术确实高超，可令人遗憾的是，短暂的复明对此刻的高宗来讲只能是一次回光返照。

十一月末，高宗下诏命太子监国，数日后返回东都。

十二月初四，高宗李治在病势垂危的情况下，宣布改元弘道、大赦天下。

本来高宗还想登上则天门楼亲自宣布赦令，可是严重的气喘已经让他无法骑马，只好召集百姓代表在殿前听宣。大赦典礼结束后，躺在病榻上的李治轻声问侍臣：“百姓们都高兴吗？”

侍臣答：“百姓蒙赦，无不感悦。”

李治苍白的脸上缓缓露出一个笑容，可最后凝结在他嘴角的竟然是一丝凄怆。他微微地叹了口气，说：“苍生虽喜，吾命危笃。天地神祗，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旧唐书•高宗本纪》）

这是史书记载的高宗李治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心愿。

然而，他已经回不去了。

弥留之际的李治只能在美丽而忧伤的回忆中静静地遥望自己的故乡长安。当半个多世纪的岁月烟云和人世沧桑从他的眼前倏忽飘过，李治无力地伸出了手，想抓住什么，然而他终究什么也没有抓住。

最后他无力地垂下了手。

同时垂下的，还有他噙满思乡之泪的疲惫的眼帘……

公元683年十二月初四深夜，唐高宗李治崩于东都洛阳的贞观殿，享年五十六岁。

高宗留下遗命，由宰相裴炎辅佐朝政，同时留下了一份政治遗嘱，史称《大帝遗诏》：

天下至大，宗社至重，执契承祧，不可暂旷。皇太子可于柩前即皇帝位，其服纪轻重，宜依汉制。以日易月，于事为宜。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唐大诏令集》卷一一）

一个时代就这样终结了。

在这个时代里，唐高宗秉承贞观时代之余烈，将帝国的文治和武功都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并且将大唐的疆域拓展得比太宗时代都更加广袤而辽远。然而也是在这个时代里，帝国的命运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外交和军事频频受挫，内忧和外患纷至沓来，李唐的江山社稷也面临着从内部被颠覆的危险……

随着高宗时代的终结，一个新的时代就此拉开了帷幕。

此时的大唐臣民并不知道，这是一个终将令天地变色、令历史改辙的时代。

这个时代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女皇。

她的名字就叫武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