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里首先需要推敲的就是——以高宗名义发表的这份关于李弘死因的官方声明，是否就是李弘之死的权威真相？我们的答案只能是：未必。只要对现实政治稍有了解的读者都不难发现，古往今来的任何一个官方，在面对重大而敏感的突发事件时，首先抛出的那份声明往往是为了稳定局面和安定人心之用的。在此，暂且不说官方是否能够在问题出现的第一时间内掌握真相，就算掌握了，官方也不太可能主动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官方还会刻意掩盖真相，同时抛出有利于安定团结的另一种“真相”。
这就是政治。
时至今日，这几乎已是一种社会常识，事实上无须赘言。那么，高宗朝廷在李弘死后迅速抛出的这份声明，是否也可以作如是观呢？
当然可以。因为，不管李弘之死的真相究竟为何，高宗在向天下人公布的时候，都只能选择那个在政治上最正确的“真相”，这是任何一个当政者都会做的事情。至于当政者过后是否会去寻求私底下的真相，那就另当别论了。
当然，我们这么说，并不等于高宗发布的这个声明就一定是谎言，或一定是在掩盖真相，但至少我们有权对它持保留态度。而且，更不能仅仅因为它出现的时间最早，就说它最为可信。
第二，李弘诚然是一个病恹恹的药罐子，可他父亲李治何尝就不是呢？既然高宗李治可以一直这么病歪歪地活着，而且在李弘死后又活了八年，那我们凭什么认为李弘的病就一定会导致他早亡呢？如果有人说，李弘罹患的肺结核在古代属于不治之症，自然会比高宗早死。那么，我们有必要知道——其实高宗本身不仅患有风疾，而且恰恰也长期患有这种“瘵病”，此外还患有疟疾。据高宗自述，早在先帝（唐太宗）死时，他就因哀伤过度而感染了瘵病。也就是说，李弘身上的肺结核，有可能正是高宗传染的。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但至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由此可见，高宗的健康状况绝对不会比李弘好。
如果有人又说，高宗之所以在重病缠身的情况下还能坚持几十年，是因为他贵为皇帝，能够享有当时最好的医疗、卫生、营养、保健等等条件。可是，高宗能够享有的，李弘不是照样也能享有吗？从高宗对李弘的关爱程度来看，这一点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职是之故，说李弘的病情是导致他早亡的主要原因，其实证据并不充分。
第三，武后能够控制高宗，可她就一定能够控制李弘吗？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究其原因，不仅是李弘的个人性格和政治立场一贯与武后相左，更因为李弘的背后是整个宰相集团！我们在前文已述，由于高宗的特意安排，当朝宰相几乎都兼任东宫属官，而且基本上都是坚定的反武派。一旦李弘登基，由这些宰相执掌朝柄，武后不要说想控制李弘，恐怕连自己的命运都不一定掌控得了。所以，就算鸩杀李弘需要冒一定的风险，武后也没有理由退缩。更何况，从一个小小的才人一步一步走到天后的这个位子，在武后漫长曲折的权力之路上，又有哪一步不需要承担风险呢？又有哪一次不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呢？！
第四，说武后称帝的最大障碍是高宗，所以不该先对儿子下手，这种说法简直不值一哂！因为各种史料都明确记载，李弘死前，高宗已经公开宣布要禅位于他，所以武后才会陷入空前的紧张之中，不得不迅速对李弘采取行动。如此明显的史料，却被某些学者视而不见，实在是咄咄怪事。
第五，把李泌对肃宗说的话，当成是什么“政治说辞”，还说“针对的是政治而不是历史”，这种说法未免过于武断和草率了。
众所周知，李泌是中唐名臣，更被誉为亦隐亦仕的白衣卿相。他拥有卓越的治国才能，历仕玄、肃、代、德四朝，但生性淡泊超然，不恋世间名利，一生中四次归隐，到晚年才在唐德宗的一再请求下出任宰相。
试问，这样一个视功名富贵如敝屣的人，会为了达成某种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肆意歪曲历史吗？退一步讲，就算李泌的话确属没有事实根据的“政治说辞”，可问题在于，他面对的不是一般人，而是皇帝；他谈论的也不是一般人物，而是李唐祖宗；并且谈论的更不是一般事件，而是武后鸩杀亲子这样一个重大而敏感的历史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作为依据，李泌又怎么敢信口雌黄呢？就算他敢张口就来，可唐肃宗又岂能听任他胡编乱造、往自己祖宗的头上扣屎盆子？
所以，对于《旧唐书》和《唐会要》中记载的这则史料，我们绝不宜轻易否定。
第六，因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中没有提及武后鸩杀李弘之事，就得出“当时没有这种说法”的结论，同样是太草率了。
我们从近年新出土的一份唐代史料来看，基本上可以认为，在徐敬业、骆宾王起兵反武之前，时人对李弘之死就已经产生怀疑了。
这份新出土的史料是《阎庄墓志铭》。阎庄是前工部尚书阎立德之子、前宰相阎立本之侄，本人的官职是太子家令，在东宫辅佐李弘长达十余年，深受李弘信任。根据墓志记载，阎庄于上元二年随太子李弘从幸东都，四月，太子暴亡。同年九月，也就是太子下葬一个月后，阎庄也在河南老家暴亡。
阎庄的死因写的异常隐讳。据该墓志的研究者臧振先生研究发现，志文的撰者李俨是阎庄的同僚，时任太子率更令，与阎庄同为从四品上，同随太子出入东宫，关系十分密切。但是“在武则天淫威之下”，作为阎庄同僚兼好友的李俨却“只能用隐晦词句留给后人以探赜钩沉的线索”。（《唐研究》第二辑•《西安新出阎立德之子阎庄墓志铭》）
这样的线索关键在于墓志中的两句话，一句是“缠蚁床而遘祸”，另一句是“随鹤版而俱逝”。据臧振先生研究：“蚁床”，实指灵柩，而“鹤版”即太子棺椁。所以这两句话的大意就是：阎庄因太子之死而哀伤失度，进而罹祸，最终随太子而逝。
据此，臧振先生得出结论：若太子家令阎庄之死与太子无关，志文不应写“随鹤版而俱逝”。“随”、“俱”二字，意味深长！……若太子属正常病故，那太子家令阎庄无论怎样悲伤失度，都是不应当“遘祸”的！
从这篇讳莫如深却又意味深长的墓志中，我们不难发现——早在李弘暴亡的当年，亦即上元二年，当时的东宫大臣如阎庄、李俨等人，就已经对李弘的死因抱有非常强烈的怀疑了；而阎庄甚至因之罹祸，最终跟太子一样死得不明不白，更让后人有理由把怀疑的目光指向武后。所以，绝不能因为《讨武曌檄》中没有提及此事，就得出“当时没有这种说法”的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太子李弘很可能并非正常死亡，而是死于谋杀。
真凶，就是他的亲生母亲——武后。
无论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是出于武后的个人性格，她都完全有可能下手除掉李弘。既然这一路走来，武后可以在她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除掉她的兄长、姐姐、外甥、女儿，那么这一次，当武后感到她大半生奋斗的一切就要因为太子的即位而付诸东流时，她为什么就不能除掉自己的亲生儿子呢？！
我们并不否认，千百年来，由于武则天所缔造的女主天下、牝鸡司晨的尴尬事实，使得具有正统意识形态的传统史家无法接受，所以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妖魔化武则天”的努力。然而，当今天的我们试图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是否也应该秉承客观、公正和审慎的原则，尽量避免矫枉过正呢？
因此，当我们面对《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等史料中有关武后鸩杀李弘的记载时，也就不能单纯抱着“去妖魔化”的目的而遽然否定这些史料的真实性。
至少，在发现新的更有力的证据之前，我们不宜轻易推翻前人的记载和结论。
李弘死后，大唐帝国的储君位子并没有虚悬太久。
上元二年六月，也就是李弘暴亡的两个月后，有个人立刻补上了这个空缺。
他就是高宗和武后的次子——雍王李贤。
这一年，李贤二十二岁。
相对于多愁善感、体弱多病的故太子李弘而言，新太子李贤的出现顿时让朝野上下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李贤和他那病恹恹的大哥截然不同，他身体强健、文武双全，是一个标准的阳光男孩。
不过此时的李贤并不知道，无论他过去的生命有多么阳光，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很快就将被一团巨大的阴霾所笼罩。
因为他坐上了大哥李弘曾经坐过的位子，所以他必然也要面对李弘曾经遭遇的命运。
一场新的噩梦开始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