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第七章 天后临朝
四李弘之死（下）
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大唐帝国的皇太子李弘，于上元二年四月随高宗武后从幸东都，忽然暴亡于合璧宫绮云殿，年仅二十四岁。
太子之死让高宗李治悲痛欲绝。
他绝对没有想到，自己刚刚宣布要禅位，年纪轻轻的太子就遽然离世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无疑是世间至深至痛的悲剧之一。
高宗李治在无尽的哀伤中颁布了一道《皇太子谥孝敬皇帝制》，在制书中履行了对太子李弘的承诺，破例追赠他为孝敬皇帝：
皇太子弘，生知诞质，惟几毓性。直城趋驾，肃敬著于三朝；中寝问安，仁孝闻于四海。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顾惟耀掌之珍，特切钟心之念，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而弘天资仁厚，孝心纯确，既承朕命，掩欻不言，因兹感结，旧疾增甚。亿兆攸系，方崇下武之基；五福无徵，俄迁上宾之驾。……天性之重，追怀哽咽，宜申往命，加以尊名。……慈惠爱亲曰‘孝’，死不忘君曰‘敬’，谥为孝敬皇帝。（《旧唐书•孝敬皇帝传》）
作为以高宗名义发布的官方文件，这道制书承担了两个任务：第一，对太子进行追赠；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在第一时间对太子死因发表了官方声明，宣称李弘是因“沉瘵婴身”、“旧疾增甚”而自然死亡。
那么，李弘究竟是怎么死的？是像大多数史料记载和民间纷传的那样，被他的母亲武后鸩杀？还是如这份官方声明所言，是因罹患疾病而不治身亡？
要弄清李弘之死的真相，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李弘的病史。
作为高宗的嫡长子，李弘不仅遗传了李治仁厚的性格，而且遗传了李治羸弱的体质。李弘从童年时代起就体弱多病，上面这道制书中所说的“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就是说他打小就重病缠身了。“琰圭”是一种上尖下方的玉器，通常在举行某种大典时使用。李弘执圭的年龄难以具体确定，但是有两种可能：一是在他四岁被册立为太子的时候，二是八岁加元服并奉旨监国的时候。而无论哪一种，都足以说明李弘得病时的年龄还很小。而“沉瘵”的“瘵”（zhài）指的是肺结核。在古代，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基本上无法根治，只能依靠长期的药物调理来控制病情。
到李弘长大成人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有日渐加重的倾向。咸亨元年，也就是李弘十九岁时，负责太子膳食的典膳丞邢文伟，就曾因为太子长久居于内殿、很少接见东宫臣僚而上书批评，并依照礼制减免了对他的膳食供应。李弘连忙回信解释，说“比日以来，风虚更积，中奉恩旨，不许重劳”（《旧唐书•邢文伟传》），也就是说他近来病情加重，所以皇上特意命他多休息，不许过度劳累。
到了咸亨二年正月，高宗和武后至东都就食，留李弘于京师监国。当时的宰相戴至德、张文瓘都兼任东宫的左庶子，于是受命辅佐太子。可李弘还是由于“多疾病”、精力不济而无法打理政务，所以在监国期间，实际上“庶政皆决于至德等”。（《旧唐书•孝敬皇帝传》）
这一年五月，高宗又下诏，命时年十八岁的沛王李贤帮助太子处理朝政——“尚书省与夺事，及须商量拜奏事等文案，并取沛王贤通判。”（《唐会要•储君》）此举的主要目的固然是为了给李贤提供政治上历练的机会，但是同时也从侧面表明，李弘的身体状况实在令人担忧，以至高宗不得不让李贤替太子分劳。
时至上元二年，婚后李弘的健康状况也并未因新婚之喜而有所改善。就是在这个时候，高宗向李弘表示要禅位于他，“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就是说一旦太子身体有所恢复，就实行内禅；“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这句话意思一样，也是说等太子肤色稍微好看一点（指病情改善），就正式传位给他。
按照上面那道制书的表述，高宗很可能是想通过这个“禅位”的好消息，让太子的心情愉快一点、振作一点，藉由心境的改善促进病情的好转。可高宗万万没有料到，“天资仁厚、孝心纯确”的李弘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非但不感到快乐，反而“因兹感结，旧疾增甚”，也就是因不忍父皇为他逊位而产生极大的伤感，导致病情更加严重，以至“俄迁上宾之驾”，突然就去世了。
鉴于李弘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种病恹恹的状况，加之李唐朝廷又以高宗名义发表了官方声明，宣称李弘是因病而亡，所以《唐实录》就对此作了模糊处理，只用了“暴卒”这种耐人寻味的字眼，没有明说李弘是怎么死的；而《旧唐书》中的李弘本传，除了把高宗的这道制书客观地记录下来之外，就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太子从幸合璧宫，寻薨。”事实上也并未说明李弘的死因。
然而，几乎就在朝廷发表官方声明的同时，民间关于李弘之死的另一个版本却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舆论的矛头一致指向李弘的亲生母亲——武后。
也就是说，人们的看法普遍与官方声明相左，大多认为是武后毒死了李弘。比如《资治通鉴》就称：“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
此外，如《旧唐书》中李弘本传以外的其他传记，以及《唐会要》、《唐历》、《新唐书》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上也都持这种看法。
其中，《旧唐书•肃宗诸子列传》、《唐会要•追谥皇帝》这两种史料，都记载了中唐名臣李泌与唐肃宗的一段谈话，明确认为是武后鸩杀了李弘：“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
成书于中唐时期的《唐历》也称：“弘仁孝英果，深为上所钟爱，自升为太子，敬礼大臣鸿儒之士，未尝居有过之地。以请嫁二公主，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所谓不以寿终，实际上就是死于非命。
《新唐书》的记载更是毫不含糊。该书的《则天武皇后传》直截了当地说：“后（武后）怒，鸩杀弘。”《高宗本纪》也说：“己亥，天后杀皇太子。”《孝敬皇帝传》称：“后（武后）将骋志，弘奏请数拂旨。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鸩，薨。”
虽然多种史料和当时民间的普遍看法，都认为是武后毒死了李弘，但是时至今日，仍有部分学者以高宗的那则官方声明为主要依据，反驳武后毒死李弘的说法，认为李弘确实属于自然死亡。
综合反对论者（主要是某著名电视论坛的两位当红学者）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高宗的那道制书是在李弘死后第一时间发布的，根据“越原始的材料可信度越高”这一处理史料的基本原则，制书中所陈述的事实自然要比成书较晚的《唐历》等书更为可信。
二，根据李弘长期患病的记录，最后病情越来越重，结果当然就是不治身亡了。
三，武则天不一定非杀死李弘不可。她既然能够控制高宗，就未必不能控制李弘，所以没必要冒风险杀他。
四，武则天要实现称帝野心，最大的障碍应该是高宗才对，为什么会先对儿子下手呢？
五，关于李泌对肃宗说的那段话，只是一个“政治说辞”，针对的是政治而不是历史，所以基本上可以无视。
六，举出骆宾王所作的《讨武曌檄》为证，说骆宾王为了起兵反武，把武则天“杀姐屠兄，弑君鸩母”的所有丑事一古脑儿都给揭发了，却唯独不提鸩杀李弘的事情，这足以说明当时没有这个说法。
那么，上述这六个理由是否成立呢？
笔者以为值得商榷。接下来，我们就针对这些说法逐条加以分析：
第一，说“越原始的材料可信度越高”是处理史料的基本原则，这种说法固然不错。可问题在于，这个“原始材料”本身是否经得起推敲？也就是说，在对各种史料进行时间排序并作出取舍之前，是否应该先对材料本身进行分析？因为，只有在两份材料的价值难分伯仲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必要通过出现时间的先后，判定其中哪份材料的可信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