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天可汗时代：贞观武功

七诺真水之战

在唐朝经营西域的这段时期，太宗李世民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帝国北疆的经略。

尽管东突厥汗国早在贞观四年便已被彻底平灭，可是代之而兴的薛延陀汗国却趁“北方空虚”之机强势崛起，雄霸漠北，麾下足足有“胜兵二十万”，成了唐帝国北面的一大军事强国，同时，无疑也成为帝国北疆潜在的一大边患。

对此，李世民当然不会视若无睹。

他知道，如果不采取措施对其进行遏制，日后薛延陀必将成为唐帝国的一大劲敌。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九月，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命他的两个儿子分别统辖其国的南部和北部，李世民立刻意识到这是分化其势力的一个良机，随即遣使册封他的两个儿子为小可汗，并“各赐鼓纛”，“外示优崇，实分其势”。（《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种间接的防范手段，要想确保帝国北部边塞的安宁，就必须在漠南地区——亦即唐帝国与薛延陀之间的东突厥故地——设置一道捍卫的屏藩。可自从东突厥亡国后，其部众便已举国归降、倾巢南迁，如今漠南已变成一个“真空地带”，要建立屏藩又谈何容易？

除非把突厥人重新迁回漠南，重建一个新的东突厥汗国，否则免谈。

重建东突厥，这可能吗？

当初东突厥的高级将领几乎全部入唐为官，人数占到唐朝五品以上官员的一半，而且入居长安者近万家；其余部众也都被安置在黄河南北的各个州县，开荒种田，安家立业，生活方式早已逐渐汉化，如今再把他们逐出中原、迁往漠南，这可能吗？！

这么做不但会让这些突厥人心生不满，而且也根本不符合李世民一直以来的突厥政策。

然而世事难料，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四月，一起突如其来的事件彻底改变了李世民的对突政策，从而使得“重建东突厥”这一近乎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

这是一起震惊朝野的刺杀事件。

刺杀目标不是别人，正是唐太宗李世民。

是谁有如此天大的胆子，敢刺杀大唐天可汗？

这个人是突利小可汗的弟弟，名叫结社率。

结社率跟随突利一起降唐后，入朝担任中郎将。由于生活糜烂、品性恶劣，经常被突利责骂。结社率因此怀恨在心，就诬告突利谋反。有关部门调查之后，证实并无此事，纯粹是结社率的诬陷。李世民从此对结社率大为鄙夷，很久不给他升官。结社率恼羞成怒，于是暗中招集了旧部四十余人，准备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这一年四月五日，李世民动身前往九成宫（今陕西麟游县境内）避暑。

没有人知道，天子一行前脚刚刚抵达九成宫，结社率和他的党羽后脚就出了长安。

结社率事前就打探清楚了，四月十一日凌晨四更时分，晋王李治有事要出宫，到时候宫门自然大开，刺杀团就趁这个机会杀入宫门，直扑皇帝寝殿。

可让结社率预料不到的是，这天夜里忽然刮起大风，李治就推迟了出宫的时间。早已埋伏在宫门外的结社率担心天亮后行迹败露，于是孤注一掷，强行对宫门发起进攻。由于事发突然，宫中禁军猝不及防，不但宫门很快被攻破，而且被结社率一连突破了四道防线。这伙亡命之徒弓矢乱发，杀死了数十名禁军卫士。但是接下来，闻讯赶到的卫士越来越多，结社率渐渐不支，且战且退，最后闯到御马厩，抢了几十匹马，杀出重围，向北狂奔。逃到泾水时终于被官兵追及，结社率和他的党羽全部被捕杀。

承平之世竟然发生这种匪夷所思的恶性事件，满朝文武顿时既惊讶又愤慨。大臣们纷纷上疏，对朝廷的突厥政策提出异议，一概表示不宜将突厥人安置在黄河以南地区。

发生了这种事，李世民也不得不对自己“不贱夷狄、爱之如一”的一贯做法进行了反思。

早在贞观四年平灭东突厥时，魏徵就极力反对将突厥降众安置在汉地，他说：“突厥世为寇盗，百姓之仇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尽杀，宜纵之使还故土，不可留之中国。夫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固其常性……”（《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如今之事，果然被魏徵不幸而言中！

李世民不无懊悔地对侍臣说：“中国，根幹也；四夷，枝叶也；割根幹以奉枝叶，木安得滋荣？！朕不用魏征言，几致狼狈。”（《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其实李世民的安边理念和突厥政策不能说是错的，当时即便是把突厥人遣回故地，也不能担保不发生其他问题。更何况，一个结社率丧心病狂的极端行为，并不意味着所有突厥人都是这样的“人面兽心”，对唐朝忠心耿耿的突厥人也是大有人在，比如几年后西征龟兹、为大唐立下赫赫战功的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就是典型的例子。

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李世民当时的政策是对是错，而是在于过去的政策已经不适应眼下的形势。

眼下的形势是什么？

是薛延陀日渐坐大，是唐朝亟须在漠南建立屏藩。

职是之故，突厥人就必须回到他们的故地，一个新的东突厥汗国就必须重建！

贞观十三年七月，李世民颁下一道诏书，册封右武候大将军阿史那思摩为东突厥的新可汗，“赐之鼓纛”，同时命“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还其旧部，俾世作籓屏，长保边塞。”

东突厥突然复国，这对薛延陀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李世民知道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必定会有抵触情绪，于是也给他发了一道诏书，说：“中国贵尚礼义，不灭人国，前破突厥，止为颉利一人为百姓害，实不贪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既许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将遣突厥渡河，复其故国。”为了稳住真珠可汗，李世民又强调说：“尔薛延陀受册在前，突厥受册在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

但是在诏书的末尾，李世民也对薛延陀进行了警告：“尔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土疆，镇抚部落。其逾分故相抄掠，我则发兵，各问其罪。”（《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真珠可汗虽然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可表面上也只能唯唯。

东突厥复国，不但薛延陀不乐意，就连被李世民册封为新可汗的阿史那思摩也是一百个不情愿。

对于这顶从天而降的可汗冠冕，阿史那思摩丝毫感觉不到喜悦和荣耀，有的只是恐惧和忧虑。

因为——时移世易、今非昔比了。

如今的薛延陀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任人吆喝的铁勒小部落，重新建立的东突厥就更不是那个“高视阴山、控弦百万”的大汗国了。天可汗的诏书不是说得很清楚么——“俾世作籓屏，长保边塞”！是啊，阿史那思摩万般无奈地想，说得好听点，以自己名义重建的这个东突厥就是唐帝国防范薛延陀的一个桥头堡；说难听一点，自己就是天可汗放养在漠南的一条看门犬！

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不管薛延陀有多么强大、多么凶恶，也不管此去是当桥头堡还是当看门犬，总而言之，天可汗的诏命是不可违抗的。

事已至此，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然而，这北返漠南的一步，阿史那思摩却始终没有勇气迈出去。他犹犹豫豫、拖拖拉拉，一直拖到了两年后的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正月，才带着一脸凄惶的表情动身北上。临行前，他凄凄惨惨地给皇帝上了一道临别奏疏，说：“臣非分蒙恩，为部落之长，愿子子孙孙为国家一犬，守吠北门。若薛延陀侵逼，请从家属入长城。”（《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反正阿史那思摩打定了主意，一旦薛延陀来攻，自己立马撒腿往南跑，绝对不打肿脸充胖子，当什么誓死捍卫国门的勇士，充其量就给汉人部队当一座移动的烽火台吧，一路跑一路高喊——敌人来啦，大家快抄家伙上啊！

阿史那思摩北渡黄河后，建牙帐于定襄故城，麾下有户数三万、士兵四万、马匹九万。

看着这个“迷你型”的东突厥汗国，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又好气又好笑——奶奶的，就这点家当还复什么国啊，捏死你不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么！

这一年十月，真珠可汗听说唐太宗李世民要前往泰山封禅，大喜过望地对部下说：“唐朝天子去泰山封禅，必有大部队随从，边境必然空虚，我利用这个机会打阿史那思摩，简直就是摧枯拉朽！”随即命其子乙失大度为统帅，征调同罗、仆骨、回纥、靺鞨等部落军队，共计二十万人，以志在必得之势横穿大漠，直扑定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