咄陆可汗获得这些战利品后，全部据为己有，一毫也没有分赏给部下。将领们大为不满，其中有一个将领企图强行夺取，结果被咄陆可汗一刀砍了。这个杀鸡儆猴的举动顿时引起了部众的公愤，大伙忍无可忍，索性起兵造反。咄陆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被迫逃奔白水胡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随后，咄陆可汗的旧部阿史那屋利等人遣使入唐，请求废黜咄陆，改立可汗。

这对唐朝实在是一个意外的喜讯。太宗李世民随即下诏，册封莫贺咄的儿子为新可汗，称为乙毗射匮可汗。新可汗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连忙将以前被咄陆扣押的唐朝使节全部送回了长安。

唐朝在西突厥重新扶持了一个亲唐政权后，西域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然而，这样的安宁终究是短暂而脆弱的。

因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夹在西突厥和唐帝国这两个强国之间的西域，说白了就是一块是非之地、一块四战之地。

除非西突厥彻底灭亡，否则它与唐朝在西域的较量就不会停止。

短短两年后，新的战争就爆发了……

这次的战事发生在焉耆——就是当初因修路事件被高昌多次暴打的那个小国。

焉耆原本一直亲附唐朝，可西突厥为了拉拢它，就搞了一次和亲，让重臣阿史那屈利的弟弟娶了焉耆的公主。如此一来，焉耆国王龙突骑支自然感觉西突厥更为可亲、更可依赖，于是转而投向突厥人的怀抱，对唐朝的朝贡从此就有一搭没一搭，一回比一回少了。

安西都护郭孝恪马上就愤怒了。

对于这种见异思迁、朝秦暮楚、到处磕头认老大的家伙，最好的教训就是——扁他！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八月，郭孝恪征得朝廷的同意之后，率领步骑三千前去讨伐焉耆。

焉耆国王龙突骑支的厄运就此降临。

郭孝恪此次出征找了一个身份很特殊的向导。

他就是龙突骑支的弟弟栗婆淮。当时这个焉耆亲王碰巧到西州办事，被郭孝恪逮了个正着，为了保住小命，只好领着唐军去打他哥哥。

有了栗婆淮带路，唐军进兵神速，数日后便抵达焉耆王城。由于焉耆城四面环水，所以焉耆军队倚仗天险，没什么戒备。唐军趁着夜色渡过护城河，次日拂晓，三千唐兵已经全部攀上城墙。等到焉耆军发现时，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唐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焉耆王城，砍杀并俘虏了七千人，生擒了龙突骑支。

郭孝恪立栗婆淮为摄政王，随后押着龙突骑支班师凯旋。

当龙突骑支蓬头散发、披枷带锁被押往长安的时候，他肯定会在心里一万遍地告诉自己：做人千万不能随便抱大腿，否则一定会死得很难看！

由此可见，要在大国的缝隙之间生存，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喊错一句口号往往会被人暴打，抱错一条大腿更有可能丧失一切！

三天后，龙突骑支的亲家阿史那屈利得到消息，立刻率部赶来救援。

其时唐军已走，只剩下一个满脸无辜、浑身颤抖的摄政王栗婆淮。阿史那屈利把他关了起来，随后派遣精锐骑兵五千人追击唐军，在银山（今新疆托克逊县西南）追上。郭孝恪回师反击，大破西突厥军，反而又倒追了数十里，直到突厥人跑得没影了，才率部返回交河。

阿史那屈利废黜栗婆准之后，派了一个将领当焉耆总督，随后又遣使去试探唐朝的态度。李世民勃然大怒，指着使者的鼻子骂：“我发兵攻下焉耆，你是什么人，胆敢据为己有？！”考虑到西突厥的新可汗与唐朝的表面关系还算过得去，阿史那屈利当然不敢擅自和唐朝撕破脸面，最后只好把他任命的那个总督撤了回去，另立栗婆淮的堂兄薛婆阿那支为焉耆国王。

虽然西突厥没有直接占领焉耆，但是这个新政权显然仍旧在西突厥的掌控之内。

此次讨伐焉耆之战，尽管郭孝恪赢得很轻松，可唐朝除了抓获一个龙突骑支之外，并没有真正建立对焉耆的有效控制。

这样的结果当然令李世民很不满意。

所以，西域的事情还没完！

此后的几年里，唐朝接连对高丽和薛延陀用兵，暂时无暇顾及西域。到了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随着一个新契机的出现，李世民当即决定大举出兵，彻底解决西域问题。

这个契机源于西域的另一个国家——龟兹。

龟兹位于塔里木盆地的北部、焉耆的西面，有大小城池八十余座，算是西域诸国中实力较强的一个国家。就像其他的西域国家一样，龟兹一直在西突厥与唐帝国之间采取骑墙策略，一方面对唐朝“岁贡不绝”，一方面又“臣于西突厥”，打算两边讨好，两边都不得罪。可是在郭孝恪讨伐焉耆时，龟兹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不但“遣兵援助”焉耆，而且“自是职贡颇阙”。（《旧唐书•龟兹传》）

龟兹之所以援助焉耆，很可能是出于唇亡齿寒的担忧；而它之所以从此对大唐的朝贡锐减，估计是对唐朝强硬的西域政策心存不满。

对于龟兹的心态，李世民洞若观火。

贞观二十一年，龟兹老国王病卒，其弟诃黎布失毕继位。新国王上台后，不但没有及时修复与唐朝的关系，而且又“渐失臣礼，侵渔邻国”。（《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龟兹这么做，无疑是在自取灭亡。

李世民绝不允许任何藩国蔑视天可汗的权威、无视大唐宗主国的地位！

他意识到征服龟兹、威慑西域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这一年十二月任命左骁卫大将军、突厥族将领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右骁卫大将军、铁勒族将领契苾何力为副大总管，会同安西都护郭孝恪所部，集结铁勒十三部、东突厥、吐蕃、吐谷浑的骑兵部队，共计十余万人，联兵进讨龟兹。

此次远征是大唐自经营西域以来出动兵力最为庞大的一次，而且上至最高统帅、下至普通士兵，大多是来自四夷的胡人，这样的安排绝非偶然。它一方面显示了唐太宗李世民志在必得、彻底控制西域的决心，一方面也是对唐帝国主导下的天可汗制度的重申和强调——各国军队必须统一接受天可汗的征调，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组成联军，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发动制裁性的战争！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九月，唐朝远征军进抵西域后，首先拔掉了西突厥长期安插在此的两颗钉子。

他们就是处月和处密这对难兄难弟。

几年前他们曾遭到郭孝恪的重创，但是并未灭绝，余部仍然在苟延残喘。这一次他们就没这么幸运了，阿史那社尔的大军犹如一只巨大的铁拳，只不过轻轻一击，处月和处密的军队就丢盔弃甲、四散逃奔了，最后两个部落彻底投降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