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佛教经典的翻译，在唐朝产生了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变文。敦煌、云岗、麦积山、洛阳龙门石窟的壁画、雕塑，都受到印度北部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此外，天竺的天文、历法、医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都对唐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朝“十部乐”中便有天竺乐，舞蹈中也有天竺舞成份。
唐初，朝鲜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都同唐朝有所往来。高宗时期，唐朝先后出兵平灭了百济和高丽，新罗遂于公元675年（唐高宗上元二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此后与唐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新罗商人运至唐朝的牛黄、人参、海豹皮、朝霞、金、银等物，占唐朝进口物产的首位。他们同时也从中国带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品。
新罗曾派遣大批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就是新罗人。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次就有一百零五人。不少新罗学生还参加唐朝的进士科考，中举后就留在唐朝为官。
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起，新罗就相继设立医学、天文、漏刻博士，专门研究唐朝的医学、天文、历法。公元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历法。八世纪中叶，新罗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新罗采用了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官吏，以《左传》、《礼记》、《孝经》为主考科目，此外又根据唐律改订了刑律。新罗原来没有文字，七世纪中叶，新罗学者薛聪创造了“吏读”法，用汉字作音符来标注朝鲜语的助词、助动词等，帮助阅读汉文，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唐文宗太和二年（公元828年），新罗使者带回了茶叶种子，开始种茶。唐末五代，雕板印刷术传入新罗。（参见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6�1下册》）
有唐一朝，与中国交往最为密切、受唐朝影响最大的国家，当属日本。
当时的日本仍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对大唐繁荣昌盛的文化和发达的物质文明无比向往、高度崇拜。日本人迫切希望能过上“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于是不断向中国派出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从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到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年）的260年间，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13次，派船迎送唐朝使者6次，共计19此，其中实际到达长安为15次。唐初，遣唐使团不超过200人，可从八世纪初起，人数已多达550人以上。
遣唐使给唐朝带来了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絁等贵重礼品。唐朝回赠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遣唐使团将中国的典章制度、天文、历法、文学、书法、宗教、音乐、美术、舞蹈、医学、建筑、雕刻、工艺美术、生产技术、生活习俗带到日本，推动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全面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日本留学生中最知名的是吉备真备，学问僧最知名的是空海。吉备真备回国后，用汉字楷体偏旁创造了“片假名”，学问僧空海不仅将中国大乘佛教的密宗学说带回了日本，而且用汉字草体偏旁创造了“平假名”，使日本文化逐渐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参见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6�1下册》）
而中国僧人东渡日本，传播大唐文化，最著名的是鉴真和尚。
鉴真俗姓淳于，扬州人，对于大乘佛教的律宗造诣精深，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应日本圣武天皇之请，他东渡日本传法，经六次努力，历尽艰险，终于在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到达日本。鉴真大师其时已经年近七旬、双目失明，可他不仅将中国佛教的律宗传到了日本，而且还向日本人传授了佛寺建筑、雕塑、绘画、医药等各种知识。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便是鉴真主持修建的。他在日本整整居住了10年，圆寂后葬在了招提寺。
七世纪以前，日本没有固定都城，直到公元694年，日本才兴建了藤原京，此后又于公元710年修建了平城京，公元794年修建了平安京。而这些都城的设计理念、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无一例外，全都是模仿唐朝的长安城。比如城中均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等等，甚至连建筑用的砖瓦纹饰也和唐朝如出一辙。
基本上可以说，当时的日本京城俨然就是山寨版的长安。
除了上述国家之外，唐朝与南亚的林邑（今越南）、真腊（今柬埔寨）、骠国（今缅甸）、尼婆罗（今尼泊尔）、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以及中亚的吐火罗（今阿富汗）等国都有广泛的商业联系与外交往来。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文化交流中，南亚的佛学、医学、历算、语言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美术，东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世界的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等，如八面来风纷纷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传入中国的异域文化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原发于今印度和希腊的裸体艺术。莫高窟、龙门石窟中那些优美轻盈的裸女飞天群像，至今仍动人心弦。当时许多名噪一时的大画家，如张萱、周昉等人，在他们的笔下频频涌出袒胸露乳的仕女图。他们的绘画题材也由宣扬伦理纲常的后妃、烈女、孝妇，转向踏春、烹茶、娱乐等社会风情。在佛教传入的门户地带，如安西四镇的龟兹、于阗的寺院石壁上，裸体艺术更是汪洋恣肆、无所忌惮。龟兹克孜尔寺院的236个洞窟里，凡入画者皆赤裸。于阗丹丹地区的一个寺院中有一幅《仙女沐浴图》，更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青春女子特有的勃勃生机和圣洁的裸体美。
另外，与裸体艺术一道东渐的是舒展、奔放的西域乐舞，它使久习传统“雅乐”及初唐“秦王破阵乐”歌舞的中国人顿觉耳目一新，以至于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洛阳家家学胡乐，长安女子人人学圆转舞。杨贵妃和安禄山就是跳胡旋舞的专家。不仅如此，在唐朝墓室壁画上，我们还看到了西服领和高跟鞋……（颜吾芟《中国历史文化概论》）
美国汉学家伊佩霞说：“与二十世纪前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的时代相比，初唐和中唐时期的中国人自信心最强，最愿意接受不同的新鲜事物。这个时期的中国人非常愿意向世界敞开自己。”
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说：“第七、八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当时的欧洲人民尚处于茅舍坞壁的宗教桎梏之境，而中国人民的生活却已经进入安乐慈爱、思想自由、身心愉悦的境域。”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这么一句话：“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正是因为以李世民为首的大唐君臣能够具有如此博大的胸怀，公元七世纪初到八世纪中叶的唐朝，才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自信、最开放、最宽容、最大气、最具生机和活力、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一个时代！
这就叫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就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