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历史的巅峰：贞观之治

三贞观的法治精神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成文法国家，从春秋末期李悝制订第一部系统法典《法经》六篇起，自秦汉以迄明清，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成文法典，其中尤以承前启后的《唐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最为后人所称道。

武德元年，李渊废除了隋炀帝的《大业律》，命裴寂、刘文静等人依照隋文帝的《开皇律》，本着“务在宽简，取便于时”（《旧唐书•刑法志》）的原则修订了一部新律令，并于武德七年正式颁行，是为《武德律》。李世民即位后，立即着手对《武德律》进行完善。他采纳了魏徵“专尚仁义，慎刑恤典”（《贞观政要》卷五）的建议，依据儒家的仁政思想，进一步加强“德主刑辅”的立法原则，于贞观元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法律，积十年之功，成一代之典，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正式颁行了一部严密而完备的法典——《贞观律》，也称为《唐律》十二篇。

唐高宗永徽初年，李治秉承李世民的临终遗训，命长孙无忌领衔，对《唐律》加以注疏，并适当补充“唐律之所未备者”，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编成《唐律疏议》一书，从此与《唐律》一起配套颁布，并行于世。

《唐律》与《唐律疏议》的制订和颁行是中国法律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们确立了中国古代刑法的规范，并且影响遍及朝鲜、日本、越南等亚洲各国，乃至在世界法律体系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成为独树一帜的一大法系。

自唐以降，五代、宋、元、明、清各朝莫不奉《唐律》（《唐律疏议》）为圭臬，虽代有损益，但终不敢越出其规范之外。元代律学家柳赟说：“所谓十二篇云者，裁正于唐，而长孙无忌等十九人承诏制疏，勒成一代之典，防范甚详，节目甚简，虽总归之唐可也。盖姬周而下，文物仪章，莫备于唐！”（《唐律疏议•序》）

清代律学家吉同钧也说：“论者谓《唐律疏议》集汉魏六朝之大成，而为宋元明清之矩矱，诚确论也！”（《律学馆大清律例讲义•自序》）

由此可见，《唐律》（《唐律疏议》）在后世法学家的眼中确实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典。

（一）皇权与法权

在古代中国，法律其实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

因为它并不是至高无上的。

在它头上还有一个最高权威——皇帝。

也就是说，在古代中国，皇权绝对高于法权。法律之所以被皇帝制订出来，并不是用来约束皇帝本人的，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对付臣子和老百姓。正所谓：“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

韩非子也说：“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

布衣皇帝朱元璋说得更透彻：“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明太祖实录》）

总而言之，古代的法律就是皇帝用来统治臣民的一种专制工具。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中国历来是一个“专制与人治”的社会，而不是“民主与法治”的社会。

此可谓确论！

在君主专制的社会中，法律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非但约束不了皇帝，反而经常被皇权所凌驾，甚至随时可能遭到践踏。

既然如此，那么唐太宗李世民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

做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一部法典——《唐律》的总设计师，李世民又是怎样看待“皇权与法权”的关系的呢？

对此，李世民说过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贞观政要》卷五）

单纯从这句话本身来看，李世民的法律观念显然与自古以来的法家思想和其他帝王完全不同，他并不把法律视为皇帝手中的工具，而是能够承认并尊重法律的客观性与独立性。相比于朱元璋把法律当做一种“防民之具”和“辅治之术”，李世民的境界无疑要高出许多。

不过，即便我们相信这句话确乎是李世民“诚于中而形于外”的肺腑之言，我们也仍然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进一步考察他的实际行动，看其是否真的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从下面这个事件中，我们应该就能得出一个比较公允的结论。

贞观元年正月，有一个叫戴胄的大臣与李世民在朝堂上公然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事情本身并不大，但是性质却很严重。因为争论的焦点就是——皇帝的敕令与国家的法律，到底哪一个更有威信？哪一个更应该做为断案的依据？

说白了，这就是皇权与法权之争。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李唐立国之初的统一战争中，很多将吏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国家为了照顾他们的后人，就出台了“恩荫”政策，让烈士后代能够承袭先人的官爵。于是就不断有人弄虚作假，谎称自己是功臣元勋的后代，以此骗取朝廷恩荫。此外，李唐朝廷在任用和提拔官吏的时候，也会优先选用那些曾经在隋朝为官、具有仕途资历和从政经验的人，所以就经常有人伪造资历，企图走一条加官进爵的捷径。

上述这些现象就叫做“诈冒资荫”。有关部门难辨真伪，对此大伤脑筋。针对这些现象，李世民专门颁布了一道敕令，严令作假者主动自首，否则一经发现立即处以死罪。

敕令颁布后，还是有不怕死的人顶风作案。后来有关部门查获了一个叫柳雄的作假者，李世民决定杀一儆百，马上要治他的死罪。

案件送交大理寺后，负责判决的人就是大理寺少卿戴胄。

戴胄原本只是兵部的一个郎中，因有“忠清公直”的美誉，不久前刚刚被李世民破格提拔为大理寺少卿，相当于从一个国防部的小司长突然晋升为最高法院副院长。皇恩如此浩荡，按理说戴胄应该知恩图报、事事顺着李世民的脾气才对，可秉公执法的戴胄却在柳雄这件案子上狠狠地触逆了龙鳞。

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种罪最多只能判流放，所以戴胄便对柳雄做出了“据法应流”的判决。这个判决结果虽然是依法作出的，但显然违背了李世民的敕令。

李世民勃然大怒，对戴胄说：“朕早就颁下敕令，不自首就是死路一条，你现在却要依法改判，这岂不是向天下人表明，朕说话不算数吗？”

戴胄面不改色地说：“陛下如果直接杀了他，臣无话可说；可陛下一旦把案件交付法司，臣就不能违背法律。”

李世民悻悻地说：“你为了让自己秉公执法，就不惜让朕失信于天下吗？”

戴胄说：“陛下的敕令是出于一时之喜怒，而国家的法律却是布大信于天下！陛下若以法律为准绳，就不是失信，而恰恰是‘忍小忿而存大信’！假如不这么做，臣只能替陛下感到遗憾。”

李世民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