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新制度就是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年间所创立的“九品中正制”。

曹操是一个乱世枭雄，他的政治作风务实而功利、重才而轻德，所以选拔的都是具有实际能力和能够对现实政治作出贡献的人。所谓“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猝，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宋书•恩幸传序》）

此项制度本来也只是一种临时性的行政措施，及至曹丕篡汉登基，便将其正式确立为政府的官员选拔制度。从延康元年（公元220年）起，在两汉延续了四百年的察举制度彻底终结，“九品中正制”全面颁行，此后一直被魏晋南北朝沿袭，历时又达四百年之久。

所谓九品中正制，是中央政府于州郡中特置“中正”之官，专门担任选举之责、品评地方人物，分其为三等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人才评选的标准有三：一、“薄伐”（家世出身）；二、“状”（才德行状与政绩表现）；三、“品”（人品优劣）。人物的品级评定后，再由各级中正官依次上报，最后报告中央司徒府。

曹魏推行这项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矫正汉末察举制度徒以名德标榜、不务实际的毛病，进而“杜绝朋党”、“破除门阀”，加强曹魏中枢政权的力量。可施行不过数十年后，产生的流弊比之两汉察举便有过之而无不及。

九品中正制最致命的缺陷，就在于一切都取决于“中正官”的一己爱憎和个人好恶，选择人才虽然有一个表面上的标准，但这套标准却很难做到真正客观，更无法量化，最终仍然是以中正官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于是便滋生了“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一人之身，旬日异状”等种种弊端，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社会局面。最后，真正的人才湮没无闻，政治权力被门阀世族完全垄断，特权阶层奢侈万端，官场腐败丛生，吏治一团黑暗。

九品中正制一直沿袭到了隋朝初年，至开皇中期才被罢废。

大业年间，隋炀帝杨广创设了“进士科”，令天下士人“投牒自进”，由朝廷举行策试，后又改试诗赋。

这就是科举制的开端。

科举制虽由隋炀帝始创，但不久便遭逢战乱，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有效的施行。直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时期，科举制才得以正式确立。

所谓科举，即“开科举士”之意。唐代先后所开的科举名目甚多，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道举、童子”八科，其中“秀才科”于高宗永徽年间罢废，除“明经科”与“进士科”外，其他均为专科，不为世人所重；有唐一代，独为世人所重者，唯有“进士”一科。

五代的学者王定保说：“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唐摭言》）

陈寅恪先生也说：“进士之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专政之时。及至玄宗，其局势遂成凝定，迄于后代，因而不改。”（《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唐代的科举考试在原则上面向所有人开放（工商从业者除外），任何人只要自认为有应举的能力，就可以“怀牒自投”，向所在地的州县报考，既不需要像两汉那样经过地方官察举，也不需要像魏晋以来那样等待九品中正评定。

虽然唐代的入仕之门面向全社会开放，但是其考试过程却非常严格。考生必须先通过县考、州考，然后才报送朝廷，参加礼部的大考。考试及第者并不是马上就能当官，而是仅仅取得入仕的资格而已，必须再通过吏部举行的考试，及格者才能正式授官。吏部考试有四个条件：“身”、“言”、“书”、“判”。“身”是指容貌仪表，讲究的是“礼貌丰伟”、“言”是指口才谈吐，讲究的是“言词辨正”，“书”是指书法，讲究的是“楷法遒美”，“判”是一种公文判例，讲究的是“文理优长”，要求研判案例时“情、理、法”兼通。也就是说，要在唐朝政府做官，除了要通过县府、州府、国家教育部（礼部）的层层考试之外，还必须通过国家人事部（吏部）近乎苛刻的遴选：既要长得五官端正、一表人才，又要口齿伶俐、雄辩滔滔，还要写得一手龙飞凤舞的好字，最后还得精通人情世故和法律，能够对一般案例进行准确的研判，而且“判文”还必须写得文辞优美、对仗工整、言约旨远！

什么叫人才？

这就叫人才！

能通过这种考试的人完全可以称之为出类拔萃、凤毛麟角！

由于吏部考试的门槛相当高，所以科举及第之后，屡试不中的人比比皆是。譬如以“文起八代之衰”著称的大文豪韩愈，科举及第后，三试吏部不中，十年犹然布衣。甚至是在进士及第二十年后也未能通过吏部考试、长期不能入仕为官的，这种现象也大有人在。

唐代科考之严，于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如此严格，它才能为国家选拔出真正的人才。

从贞观时代起，唐代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例就不断上升：唐太宗时期为3.4%，唐高宗时期为25%，武则天时期为50%；及至中晚唐，宰相中进士出身者的比例更是高达百分八十以上，如武宗时期80%，宣宗时期87%，懿宗时期81%。（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