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须合变通”，就是一种制度创新的精神；所谓“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就是一种权力制衡的原则。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政治智慧，李世民才能在隋朝和武德政制的基础上，创立一个更为完备、更具行政效能的新的宰相制度。

除了巩固和完善“三省合议（驳议）制”之外，李世民另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就是扩大了“政事堂”的编制，增加宰相的名额，深化了“集体相权”的制度。

所谓“政事堂”，相当于宰相联席会议。最初，只有三省的最高长官才是宰相，李世民考虑到议政的人数有限，难以收到集思广益之效，遂于贞观元年九月命御史大夫杜淹“参豫朝政”，亦即进入政事堂议政。“它官参豫政事自此始”。（《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贞观二年，又有魏徵以秘书监之职“参预朝政”。其后，凡是以“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名进入政事堂的官员都可以算是宰相。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右仆射李靖因病请求致仕，李世民极力慰勉，并且下诏优抚，让他安心在家养病，等稍微好转后，“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旧唐书•李靖传》）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世民下诏，命时任兵部尚书的李世勣转任“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李勣传》）

这就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两个名称的由来。

在此后的唐朝历史上，我们还将不断看到这两个“奇怪”的官职名称。

这两个始于贞观的宰相官衔起初还带有“临时性”的特征，到唐高宗时才算正式确立。从高宗时代起，凡宰相者必加“同中书门下三品”。

之所以称为“三品”，并不表示其官秩低，而是因为唐朝的一、二品都是荣誉衔，不负实际责任，没有行政职能，如三师和三公；只有从二品和正三品以下才是拥有实际职权、真正担负行政责任的官员，如尚书省的左右两仆射是从二品，中书、门下二省的最高长官中书令、侍中都是正三品。

到了唐肃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由于中书令和门下侍郎皆由正三品提升为正二品，所以“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官衔就此废止；自此以后，凡入相者必加“同平章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简称）。

有一种观点认为，唐代之所以实行三省制和集体相权，目的是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使“权重”向皇帝一方倾斜。换言之，就是皇帝要把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上。

这种观点乍一看有些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中国历史上，君权几乎从来没有明确的限制，而难能可贵的是——贞观时期的政事堂恰恰对君权的范围有明确的划定。李华（玄宗时人）的《中书政事堂记》说：“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议之！”（《全唐文》卷三一六）

对此，余英时先生评价说：“此记明白规定君主有四‘不可’，真是中国制度史上一项极可珍贵的文献。……此记决非李华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唐初（特别是贞观）以来的政治传统。照这个传统，宰相（政事堂）至少有制度化的‘议’君的权力。”

如果说这种“议君”之权还显得有些宽泛和笼统，并不算是一种硬性规定的话，那么贞观的另一种传统，无疑就真正显示出了相权对君权的制约——按照唐初的宰相制度，皇帝发布的任何敕令都必须经由政事堂会议集体研究通过，然后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方可送交尚书省执行。如果是皇帝直接发出诏命，没有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在当时便被视为违法，各个下级机关可以不予承认。

这就是贞观时期相权对君权的制约！

虽然相权对君权的这种制约到后来逐渐废弛，未能有效延续，可即便到了武则天当政专权的时代，这样的一种传统却仍然深植人心。

当时发生的一起“刘祎之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时任宰相的刘祎之因不满武则天“临朝称制”，曾私下跟凤阁舍人（武则天时期，中书省改成凤阁，门下省改称鸾台）贾大隐抱怨，说武氏应该还政于李唐，“以安天下之心”。贾大隐随即向武则天告密。武则天大为不悦，从此怀恨于心。不久后，武则天罗织了一些罪名，颁下一道敕令，要将刘祎之治罪。敕使向刘祎之宣读敕令后，刘祎之接过敕书一看，当即不屑一顾地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旧唐书•刘祎之传》）

武则天大怒，随后便以“拒捍制使”为名将刘祎之赐死。

这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有名的故事。刘祎之对敕使的那一句严厉质问，不仅代表着“臣”对“君”的反抗，更能充分说明贞观传统对后世所具有的深远影响。所以当相权遭到君权的侵犯后，刘祎之才能如此理直气壮地进行对抗。

尽管这种对抗是微弱而渺小的，丝毫不能改善刘祎之的处境，更不能使他免遭杀身之祸，但却足以在泛黄的史册中留下一道值得后人崇仰的光芒。

而这道光芒的源头，就是以李世民为首的贞观君臣所共同缔造的那个制度典范！

如果说李世民实行三省制和集体相权的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强化君权，那么在唐初的宰相制度中，为何还有皇帝敕令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能生效的规定？为何到了武则天篡唐之后，宰相刘祎之仍然可以凭借这种贞观传统，公然与君权对抗？！

可见，所谓唐代皇帝是为了强化君权才分散相权的说法根本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贞观政治制度的出发点和本质精神并不在于将哪一方的权力削弱，而是在于对各方的权力进行制衡。这种制衡不仅仅存在于政事堂的宰相们之间，更存在于相权与君权之间。换言之，“贞观制度”最有价值、最弥足珍贵的地方，就是相权对君权的监督和制衡！

“‘圣君贤相’互相制衡的局面在历史上实在少见，也许只有史家绝称的‘贞观之治’勉强可以接近这种理想。……唐初三省制度下集体相权不但非宋以下可比，而且也超过了汉代。唐初君权之所以自动地做如此重大的让步，当然与太宗个人关系极大。李世民的政治智慧和自制力都是古今少见的。”（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

综观秦汉以降的两千年中国政治制度，我们不难发现：唐初的政治制度（宰相制度）无论比起前后的哪一个历史时期，都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也就是说，在君主专制制度的既定框架之内，在古代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唐初（贞观）政治的开明程度可以说是最高的，也是最接近理想状态的。即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做为贞观时代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之一，唐初的宰相制度仍然不失其震古烁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