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历史的巅峰：贞观之治
一一个开明政治的典范
有唐一朝的政治制度虽大多渊源于隋朝，但真正有效的施行、改进和创新，无疑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手中完成的。换言之，贞观时代可以说是唐朝近三百年历史的一个奠基时代和建制时代；而其中某些重要制度，如科举制，则更是被后来的历朝历代所继承和沿袭，从而深刻影响了此后一千二百多年的中国历史。
在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其实就是宰相制度。要考察一个朝代的制度创设、执政得失和政治开明程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就是它的宰相制度。因为宰相是“百官之长”、“群僚之首”，是整个帝国官僚集团的领袖和代表。所以，考察相权本身的范围和运作方式，并且考察相权与君权之间的关系，就能深入了解一个朝代的政治制度。
纵观中国历代政治沿革，其宰相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性的演变：秦汉的三公制，隋唐的三省制，明、清的内阁制（清代主要为军机处）。虽然制度在不断演变，但却基本上遵循一个共同的趋势，那就是——时代愈前，相权愈重；时代愈后，相权愈轻。
相权的衰落自然意味着君权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中国的政治制度史就是一部相权不断削弱、而君权不断强化的历史；整个演变的趋势就是政治上不断趋向于皇权专制与个人独裁。至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后，不管是明代的内阁还是清代的军机处，究其实不过是皇帝的一个秘书班子（至少从理论上说是这样）。明、清的内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相对于汉唐时期的宰相已绝对不可同日而语。（偶有张居正这样的强势“宰相”出现，也仅属特例，并非常态。）
单从君臣礼仪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形象地看出这种“君尊臣卑”的制度是如何一步步被强化的：从秦汉到隋唐，皇帝与宰相一同议政的时候，宰相是可以有坐位的，并有赐茶的礼遇，也就是所谓的“古有三公坐论之礼”，君臣之间可以“坐”而论道；到了宋代，宰相的坐位就被撤掉了，只能站着跟皇帝说话；从元以后，迄于明清，宰辅们在皇帝面前连站的资格都被剥夺了，一律只能跪着奏事。
中国式君主专制的深化过程，于此可见一斑。
但是反过来看，在宋代之前，尤其是汉、唐时期，相权所受到的制约无疑是最小的。
唐朝的宰相制度与汉朝相比有一个重大区别：汉代采用的是“领袖制”，亦即由宰相一人独掌全国行政大权；唐代则是采用“委员制”，就是把宰相的权力分散到几个相互制约的部门，由许多人共同负责；天子的各种诏敕、国家一切最高政令，必须经由几个部门反复磋商、共同研讨，最后才能颁布施行，所以也可以说，唐代实行的是一种“集体相权”。
唐代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分为三省：（一）中书省，最高长官为中书令，下设中书侍郎，并有中书舍人若干；（二）门下省，最高长官是侍中，下设黄门侍郎，并有谏议大夫若干；（三）尚书省，最高长官是尚书令，下设左右两仆射，分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因为李世民曾担任尚书令，所以臣下避居其位，这个职务从此虚设，尚书省最高职权归于左右两仆射。
那么，这三个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呢？
凡国家发布的一切政令，首先是由天子下达旨意、或是由尚书省提出计划和建议，然后交由中书省草拟诏敕或法令，所以中书省大致相当于一个立法机构。中书省起草政令后，必须交由门下省进行审核，门下省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驳回，涂改奏还，称为“涂归”，所以门下省相当于一个审查机构。中书省根据修改意见重新审订后，再经门下省驳正；一道诏敕或法令，往往要经过这样三番五次、来回反复地磋商驳议，形成一致意见后，由中书省发布，经门下省副署，才算正式生效，最后交付尚书省颁布施行；尚书省只有执行权，没有审议权，因而相当于一个行政机构。
这三个机构分工合作、互相制约的制度就称为“三省合议（驳议）制”。很显然，这种制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立法、审查、行政的“三权分立”。虽然古代中国的这种“三权分立”不能等同于近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但是从“权力的分散和制衡”这一原则来看，二者遵循的无疑是一种相同的政治理念。
贞观元年，李世民曾经严令黄门侍郎王珪严格执行审查驳议权。他说：“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贞观三年，李世民又督责中书令房玄龄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须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李世民之所以反复强调“或有差失，当行驳正”、“有不便者，皆须论执”，目的就是要贯彻“权力制衡”的原则和理念。而李世民最为难能可贵的地方，不仅在于他极力强调三省之间的互相监督和制约，更在于他（君权）能够对相权主动做出让步，把更多决策权下放给宰相，从而使相权对君权形成更有效的制约。
李世民知道，一个人即使贵为天子、即使英明盖世，他的能力终归是有限的，难免会犯错误。而各种小错误日积月累，就可能酿成致命的错误。在这一点上，李世民就曾对前朝的隋文帝杨坚作出这样的批评：“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形苦神，未能尽合于理。”
隋文帝可以算是一个勤政的皇帝，可他的问题恰恰就出在他过于勤政了，总是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其结果未必就是好的。
对此，李世民的看法是：“以天下之大，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贞观政要》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