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李渊是一个坐不住的皇帝。武德年间，尽管建国初期政务繁忙，而且统一战争仍未完成，可李渊还是经常以巡幸、狩猎、避暑等名义，马不停蹄地四处游玩，东到华山（今陕西华阴县）、西到稷州（今陕西周至县）、北至宜州（今陕西宜君县），尽情地享受着皇权赋予他的无上权利和自由……

可是，自从成为太上皇、尤其是搬进大安宫以后，李渊就连一次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了。

这样的生活与过去那些自由自在的日子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

在大安宫生活的六年里，除了偶尔出席几次重大的宫廷宴会之外，李渊几乎是足不出户。

不是他不想出，而是根本没有机会。

因为李世民没有给他机会。

这一切当然又被那个忠直敢谏的马周看在眼里。

不久，李世民打算前往九成宫（今陕西麟游县）避暑，马周听说后，马上又毫不客气地上了一道奏疏，说：“臣又伏见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宫。臣窃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视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宫去京三百余里，……非可以旦暮至也。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见陛下者，将何以赴之？且车驾今行，本为避暑，然则太上皇尚留热所，而陛下自逐凉处，温凊之道，臣窃未安！”（《旧唐书•马周传》）

如果说前一道奏疏的措辞相对还比较委婉的话，那么这一次马周的口气则要尖锐得多。他摆明了就是在批评皇帝——首先，太上皇年事已高（时年六十七岁），陛下应该每天探视他的饮食起居，而现在您居然自己跑到三百里外的行宫避暑，万一太上皇想你了怎么办？其次，您想要避暑也没错，可您把老爷子扔在热烘烘的大安宫里，自个儿跑去九成宫凉快，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所谓“温清之道”，就是冬天要让老人家得到温暖，夏天要让老人家享受清凉，可您却把这些孝道抛到脑后，臣私下替您感到不安啊！

尽管马周的谏言和批评一次比一次尖锐，可李世民的态度照旧是既不怪罪、也不采纳，仍然把李渊留在大安宫里，于这一年三月径自去了九成宫。

此后的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五月和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三月，李世民又连续两次去九成宫避暑，可始终没有带李渊同行。直到贞观八年的七月，李世民才“屡请上皇避暑九成宫”。

这是否表明李世民终于想通了，准备采纳马周的建议，对高祖履行“温清之道”了呢？

不，真正的原因是——高祖李渊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他患的是“风疾”，也就是中风。

所以，不论李世民如何盛情邀请，也不论李渊本人多么希望出去走走，他都已经走不动了。

对于高祖的病情，李世民当然是心知肚明。既然如此，那么李世民此举到底有多少诚意，似乎就应该打上一个问号——明知道高祖已经卧床不起了，才屡屡向老人家大表殷勤，那早几年李渊身体还硬朗的时候，他为什么不邀请呢？

贞观八年十月，李世民下诏，开始兴建大明宫，表面上说是要“以为上皇清暑之所”，实际上明眼人都知道，太上皇李渊已经无福消受了。

果不其然，大明宫刚刚拔地而起，李渊的病情就日渐沉重，“未成而上皇寝疾，不果居”。（《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卧病大半年的李渊终于在大安宫的垂拱殿驾崩，终年七十岁。这个曾经至高无上的大唐帝国的开国之君，这个晚年遭遇巨变落入凄凉之境的孤独抑郁的老人，终于走完了他悲喜交加的一生，告别了这个让他又爱又痛的世界。群臣上谥号“太武皇帝”，庙号“高祖”；同年十月，葬高祖于献陵。

高祖李渊去世后，李世民并未流露出应有的思念之情。

其实人们不难发现，早在武德后期的夺嫡之争中，随着李渊手中那碗水逐渐朝太子一方倾斜，李世民对父皇李渊的敬意和温情就已变得日渐稀薄，双方关系濒临破裂的边缘。当李世民不得不采用阴谋和暴力的手段从李渊手中夺取最高权力后，原本岌岌可危的父子关系就更是雪上加霜——即便不说荡然无存，起码也是形同虚设！

在权力斗争面前，亲情是苍白而脆弱的，所谓“父慈子孝”的人伦大义最终也会变得微不足道。

这就是政治对亲情的扼杀。

玄武门事变后，双方之所以还能维持一种表面的和睦，其实只是为了维护大局的稳定、确保李唐皇室的根本利益而已。

简言之，这是一种政治需要。所以在贞观年间，李渊与李世民的父子关系纯粹是虚有其表，毫无真情可言。

既然如此，李世民对死去的高祖又怎能有什么思念之情呢？

真正让李世民痛彻心扉的，不是高祖之死，而是短短一年后另一个人的死亡。

这个人就是长孙皇后。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长孙皇后因病去世，十一月葬于昭陵。李世民万分悲伤、“念后不已”，遂“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资治通鉴》卷一九四）。亦即在宫城的御苑中建筑了一座瞭望台，经常在此眺望，以慰思念之情。

有一天，李世民带着魏徵同登瞭望台，又让魏徵和他一起眺望昭陵。魏徵说：“臣眼花，看不见。”李世民觉得奇怪，又指给他看了一次。

魏徵忽然说：“哦，臣以为陛下看的是献陵；如果是昭陵，那臣当然看见了。”

李世民一怔，随即明白过来，魏徵这是在趁机进谏啊！

说白了，魏徵就是拐着弯儿在骂他——一心思念妻子，却把亡父弃之不顾，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李世民十分尴尬，只好含泪命人拆毁了这座瞭望台。

此事一方面固然表明了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夫妻情深，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李世民与李渊之间的父子情薄！

一直到李渊去世许多年后，当李世民自己面对儿子们的夺嫡之争，又一次在政治与亲情的冲突中陷入焦头烂额的窘境时，他才能蓦然体会高祖在武德年间的苦衷，从而反思自己在高祖晚年的所作所为，并且发自内心地涌起对高祖的惭悚和愧悔之情。

我们前文曾经提到过，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世民在偶然读到一篇讨论孝道的古代文章后，曾极为伤感地对侍臣说：“人情之至痛者，莫过乎丧亲也。……（朕）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责，追悔何及！”（《贞观政要》卷六）

这显然是一种真实而痛切的忏悔。

只是不知道这种迟来的忏悔，可否告慰高祖李渊的在天之灵？

（第四章完；第五章《历史的巅峰：贞观之治》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