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在李世民及其幕僚所制订的政变计划中，袭杀太子和齐王后，负责防御玄武门的只能是原本驻防在此的常何、敬君弘、吕世衡等部；而最精锐的秦王府八百勇士，则与李世民一同进入太极宫，负责消灭皇帝身边敢于顽抗的禁军侍卫，并进而控制皇帝和那些重臣。同时，秦王的麾下骁将，如秦叔宝、程知节、侯君集、段志玄等人很可能也跟随李世民进入了第二战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第一战场一再遭遇险情的原因：诸如东宫和齐府兵“驰趣玄武门”时，为何只有一个张公瑾 “独闭关以拒之”？那是因为多数骁将和秦王府精锐当时都不在玄武门；还有敬君弘、吕世衡为何会战死？这只能证明留在玄武门进行防御的兵力确实相当薄弱；此外，当东宫齐府将士鼓噪着要转攻秦王府时，秦王阵营为何“将士大惧”、束手无策？那是因为所有的兵力都被配置在第一战场和第二战场了，至于秦王府这个“第三战场”，肯定只留下了一部分老弱残兵，显然是不堪一击的。（估计在李世民及其幕僚的计划中，秦王府这个“第三战场”是无力也无意保全的，很可能早已做好了被攻破的打算。）

第三，讨论至此，我们就要引出又一个足以证明第二战场存在的有力证据，那就是秦王妃长孙氏在玄武门之变中的动向、及其所发挥的相关作用。

按《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当李世民“方引将士入宫授甲”时，长孙氏“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新唐书•文德长孙皇后传》：及帝授甲宫中，后亲慰勉，士皆感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两《唐书》都记载了长孙氏跟随李世民一起进入了太极宫，这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她的任务仅仅是去慰勉将士的吗？

我们认为，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长孙氏之所以出现在太极宫中，至少可以证明以下三点：一，秦王府的精锐确实已经倾巢而出，府中防守空虚，早就做好失守的打算，所以李世民才会把长孙氏带在身边，以免遇害；二，既然两《唐书》都明确记载，李世民和长孙氏不但一起带着将士进入太极宫，而且还在宫中“授甲”，那么李世民在宫中开辟第二战场的事实就更是毋庸置疑了；三，在李世民“囚慈父于后宫”的过程中，他们夫妇肯定是有所分工的，长孙氏所充当的很可能是“安抚使”的角色。也就是说，李世民及其将士负责对付皇帝身边有可能顽抗的侍卫，手段是采用武力；而长孙氏则负责对付余下那些嫔妃、太监和宫女，手段则是尽力安抚。道理很简单，李世民入宫的目的是为了控制皇帝，而不是无端杀戮，所以他会尽量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佳的结果，只要能够安抚的人，李世民绝不会轻易动刀。因此，长孙氏此时所起到的，就是秦王府的任何人（包括李世民）都不可能发挥的作用。凭着一个女性的天然优势，加之秦王妃的身份，以及平素与后宫嫔妃的交情，还有谁比她更能胜任“安抚使”的角色呢？！

关于长孙氏在玄武门之变中的重要作用，《旧唐书•房玄龄传》中的一处记载可资佐证：“玄龄尝因微谴归第，黄门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及九年之际，机临事迫，身被斥逐，阙于谟谋，犹服道士之衣，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于臣节，自无所负。’”

众所周知，房玄龄在玄武门之变的功臣榜上名列第一（《旧唐书•房玄龄传》：贞观元年，……论功行赏，以玄龄及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进爵邢国公），假如长孙氏没有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褚遂良又怎么可能把她和第一功臣房玄龄相提并论呢？！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确实曾经“囚慈父于后宫”，而有关这个“囚父行动”的具体过程，虽然现有史料均不可考，但我们仍然可以依据常识和逻辑的力量来作出进一步推断。

首先我们可以提一个问题：李世民囚父的目的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当然是逼迫父亲交出政权。

接着我们还可以问：假如李渊坚决反抗，誓死也不交权，那李世民该怎么办？！

答案只能是一个字——杀！

至此，我相信我们已经逼近了李世民竭力向我们隐瞒的那个真相的核心。

也就是说，在李世民的计划中，他入宫控制高祖的行动必然会分成三步：第一步是“囚父”，亦即消灭有可能顽抗的禁军侍卫，将高祖和近臣的人身自由彻底控制起来；第二步就是“逼父”,亦即让某个将领出面，逼迫高祖下诏，把军政大权陆续移交秦王；最后一步，也是李世民最不希望走到的一步，那就是——假如高祖誓死不从，李世民就不得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做出一个没有人愿意看见的举动——“弑父”！

这样的“三步走”是任何一场逼宫行动都不可逃避的内在逻辑。换言之，在李世民率兵入宫的时候，他心里肯定已经做好了这个思想准备。

当然，谁都希望事情在第二步结束，这是最为皆大欢喜的结局。可是，谁敢保证事情不会发展到第三步呢？在尚未知悉高祖的反应之前，李世民又怎敢保证自己不会走到第三步呢？！

可见，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所面临的一个最可怕的道德困境和最艰难的人生抉择，恰恰不是应不应该在玄武门前袭杀兄弟，而是如果形势逼不得已，他应不应该痛下杀手、弑父弑君？！

对于一个以“爱敬君亲”为最高行为规范的社会而言，对于一个以恪守“忠孝之道”为人生准则的古代臣子而言，还有什么行为比“弑父、弑君”更加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呢？还有什么比这种行为产生的道德和舆论压力更让人难以承受的呢？！

虽然后来事实的发展让李世民有幸避免了这样的罪恶，但是对于李世民本人来讲，这样的罪恶只要在他的心中预演过一次，就很可能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永远无法抹除的阴影。退一步说，就算“弑父、弑君”这种未及实施的恶并未对李世民造成道德困扰，但是单纯就“囚父”和“逼父”而言，李世民也注定要承受非同小可的道德压力。更何况，“囚慈父于后宫”的过程必然不是一场温文尔雅的谈判。因为对于秦王的逼宫，高祖李渊肯定会尽一切力量抵抗，而忠于皇帝的禁军也必定会与秦王部队开战，只有到了所有的武力对抗宣告失败，而李渊的一切努力也均被秦王瓦解，他才可能无可奈何地举手投降。（至于像正史所载，尉迟敬德一进入海池高祖就乖乖交权的事情，基本上是不足采信的；这就算不是贞观史臣的虚构，至少也是一种高度简单化的曲笔。）

根据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以及此后的种种表现来看，几乎可以说对一切事情都无能为力，完全丧失了一个皇帝应有的尊严和权力，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就算李世民没有做出“弑父”的举动，但最起码也是把高祖逼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否则李渊不会是一副听天由命、任人宰割的模样。诚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矣！”（《二十二史札记》卷十九）

既然如此，那么在李世民用尽一切手段迫使父亲就范的过程中，有多少行为是可以在道义上站住脚的？又有多少行为是可以在后来改史时原封不动、公诸于世的呢？

恐怕很少。

也许正因为此，所以时隔多年之后，李世民尽管可以大胆地把弑兄、杀弟、屠侄的真相昭示于天下，但唯独不敢公开他在太极宫中开辟“第二战场”、并“囚慈父于后宫”的真相！

对李世民和贞观史臣而言，当年那场逼宫行动确实难以在道义上重新包装、也难以在道德上自我说服，因而只能尽力掩盖。但是考虑到事件的完整性，有关高祖的情况在史书的编纂中又不能只字不提，所以贞观史臣最后只好挖空心思地编造了高祖和近臣“泛舟海池”的荒诞一幕，之后又大而化之地抛出了“尉迟敬德入宫宿卫、请降手敕”的粗糙情节，试图以此掩人耳目，把整个玄武门之变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幕和真相含糊其辞地的敷衍过去。

然而，经由残留在史书中的蛛丝马迹，借助常识和逻辑的力量，我们最终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窥破了李世民极力向世人隐瞒的真相。

对于李世民篡改历史的行为，今天有一部分读者很不愿意承认。这点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毕竟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伟人情结”，没有人愿意看到千古一帝李世民的光辉形象因此受到玷污。但是，我们在崇拜伟人的同时，更需要尊重事实。时至今日，关于贞观君臣改史之事在学界几乎已成定论，所以我们也不必再“为尊者讳”。更何况，“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李世民身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污点，丝毫改变不了他作为一代明君的事实，也丝毫不会影响他所创造的历史功绩。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故作惊人之语，把李世民改史的行为贬得一无是处，甚至指责他“腰斩”了中国几千年来宝贵的“信史”传统，言下之意是李世民开了篡改历史的先河，“罪莫大焉”！其实这样的指责又未免矫枉过正了。中国的信史传统和史官精神固然弥足珍贵、值得后人崇仰，但是早在孔子时代，删削历史的行为就已经大行其道了，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其实就是在某种主观目的的驱使下，对史实进行删削、涂饰和修改。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只能作经读，不能作史读。”（《中国历史研究法》）可见，李世民并非“改史”的始作俑者。

迄于宋太宗时期，官修的《起居注》和《时政记》也要时时送交皇帝“御览”，而有关宋太祖赵匡胤之死的历史记载，正是在太宗赵光义的直接干预和授意篡改之下，变成了又一桩千古悬案。到了清代，皇帝对历史和文化的“热衷”程度更是盛况空前，不但大兴文字狱，而且发展到了借修书之名大规模消灭“异端”文化的地步，此亦众所周知之事实。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胡适才会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可我们必须知道，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李世民绝不是第一个对“小姑娘”动过手脚的人，当然也绝不是最后一个……

（第三章完；第四章《贞观的早晨》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