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千年聚焦玄武门

二 李世民向我们隐瞒了什么？（中）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看了一本古籍中的一篇文章后，内心某个隐秘的角落忽然被触痛，于是潸然泪下、悲泣良久。他动情地对身边的侍臣说：“人情之至痛者，莫过乎丧亲（父母）也。……朕昨见徐幹（东汉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中论•复三年丧》篇，义理甚深，恨不早见此书。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责，追悔何及？！”（《贞观政要》卷六）

李世民说的“所行大疏略”，意思是高祖李渊逝世时，他所行的丧礼过于粗疏简略，未尽到人子之孝，因此深感愧疚和自责，追悔莫及。

也怪不得李世民会感到痛心愧悔，因为对待高祖的身后事，他的许多做法的确有不尽人意之处。比如埋葬高祖的献陵在规格上就比埋葬长孙皇后（包括逝世后的太宗）的昭陵要逊色得多。献陵是“堆土成陵”，规模和气势十分有限；而昭陵则是“因山为陵”，规模浩大、气势宏伟。高祖安葬后，李世民也并为流露出应有的思念之情，而对长孙皇后则是情深意长、无比怀念，曾“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资治通鉴》卷一九四），结果立刻遭到魏徵的暗讽和讥刺。

而时隔多年之后，李世民突然对父亲流露出的这种忏悔和内疚之情，难道仅仅是因为自己在高祖身后没有尽到孝道吗？在高祖生前，李世民又做得如何呢？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愧悔，是否跟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有关呢？

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追问：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清晨，当李世民在玄武门前一举除掉太子和齐王之后，当守门禁军与东宫齐王卫队激战正酣的时候，太极宫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真如史书所载，高祖和近臣们正悠然自得地“泛舟海池”，沉浸在一片诗情画意之中，对宫门前正在发生的惨烈厮杀一无所知？是否直到尉迟敬德满身血迹、“擐甲持矛”地前来“宿卫”，高祖和一帮近臣才如梦初醒？

事实上，六月四日高祖李渊“泛舟海池”的这一幕，历来备受后世史家的强烈质疑。

因为它的疑点确实太多了！

首先，如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天早晨是李渊召集三兄弟入宫对质的时间，为此一帮宰执重臣也都早早就位了，在此情况下，李渊怎么可能有闲情逸致到海池去泛舟？其次，就算李渊和近臣发现三兄弟全都迟到了，许久等不到他们，百无聊赖之下才跑去泛舟，可是，就在宫廷的北正门，几支军队正杀得鸡飞狗跳、人喊马嘶，而高祖李渊和那帮帝国大佬怎么可能对此毫无察觉？就算他们一时间都被海池的美丽景色陶醉了，可宫中有那么多的嫔妃、太监、宫女，难道他（她）们也全都被施了迷魂术和定身术，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察觉、没有一个人赶来通报这骇人听闻的政变消息？最后，退一万步说，就算上面这些都是事实，可当尉迟敬德带着武器擅闯皇宫大内，一直逼到皇帝的面前时，高祖身边的侍卫都哪里去了，为何史书中连一个侍卫的身影都看不到？在天子的人身安全遭遇重大威胁的时候，难不成他们全都约好了，在同一时间集体“人间蒸发”？

我们只能说——这样的记载太不可理喻了！

如果说李世民和贞观史臣确实是对玄武门事件动了手脚的话，那么我们相信，这个所谓的“泛舟海池”应该就是被重点篡改、以至于改得毫无逻辑、牵强附会、面目全非的地方。

可是，为什么李世民弑兄、杀弟、屠侄的那些真相都可以不改，却偏偏改了这个地方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李世民派兵逼宫、控制高祖的真实内情要远比所谓的尉迟敬德“擐甲持矛、入宫宿卫”复杂得多、性质也严重得多，所以只好授意史官进行篡改？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李世民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对父亲所做的一切，已经完全坐实了“不忠不孝、悖逆君父”的罪名，以至于比弑兄杀弟在良心上更难以承担、在礼教伦常的范畴内更不可原谅、在面对后辈和世人的时候更难以启齿，因而更难以在道义上重新包装、也难以在道德上自我说服，最后才不得不虚构了“泛舟海池”的一幕来掩盖真相？！

也许正因为此，所以时隔多年之后，当身为君父的李世民在儿子们的夺嫡之争中差一点目睹骨肉相残的悲剧重演时，他才能深刻体会高祖当年的惨痛心境，也才能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有所反省，从而才会借“所行大疏略”为由，深切地表现出对高祖李渊的愧悔之情。

讨论至此，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我们已经逼近了李世民向我们隐瞒的那个最后的真相！

一部一千年后重现人间的敦煌残卷，为我们揭开了这层神秘的面纱……

公元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意外发现，消息震惊中外，可清政府并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于是随后的几年里，一批又一批价值不可估量的古代文献被西方的探险家和文物掠夺者陆续盗运到了欧洲。在英国的斯坦因盗走的文献中，有一部被冠以编号S.2630的敦煌写本，内容就涉及了唐太宗和玄武门之变。王国维先生是中国第一个研究这份文献的学者，将其命名为《唐太宗入冥记》。这份文献虽然只是唐代的民间话本，算不上正规史料，而且作者已不可考，但是里面透露的某些信息却至关重要，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卞孝萱先生在《“玄武门之变”与〈唐太宗入冥记〉》一文中说：“胜利者唐太宗为了维护其仁孝形象，对先发制人、杀兄诛弟、逼父让位的行为加以涂饰。当日唐史臣秉承太宗之意，在两朝实录、国史中，篡改了‘玄武门之变’前后一连串事实的真相。敦煌写本《唐太宗入冥记》编造建成、元吉在阴司告状，阎罗王勾太宗生魂入冥对质的故事，实际是为建成、元吉鸣‘冤’。”

由此可见，这个唐代写本虽然体裁近似小说，而且内容荒诞不经、纯属虚构，但是它所包含并折射出的信息却不可等闲视之。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部谴责唐太宗的“政治小说”。既然如此，那么值得我们关注的便不是它的故事情节，而是其中蕴含的信息和寓意。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写本的大致内容。

故事说的是唐太宗入冥之后，在阴司遇见了一个名叫崔子玉的判官，其在阳世的身份是滏阳县尉。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往来于阳世与阴间的“双重身份者”（在中国古代话本和民间传说中，这种“双重身份者”代不乏人；据传近代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曾入冥充当判官）。由于崔子玉在阳世的身份是李世民的臣子（但是官职卑微），而现在皇帝李世民在阴间反而成了他的审判对象，于是崔子玉就决定利用自己在阴司的职权和太宗做一回交易，借以换取自己在阳世的高官厚禄。他告诉太宗，建成和元吉入阴之后，“称诉冤屈，词状颇切”，亦即暗示这件“官司”颇为棘手，然后让太宗回答一个问题，说如果答得上来就可以回长安，答不上来恐怕就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太宗一听吓坏了，连忙要求崔子玉提个简单一点的问题，并且承诺说：“朕必不负卿！”

然而，崔子玉所提的问题却一点都不简单。

他看着唐太宗，一脸正色地说——“问大唐天子太宗皇帝去武德九年，为甚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

李世民一听，顿时哑口无言，“闷闷不已，如杵中心”，心里仿佛横亘着一块木头，良久才说，这个问题他回答不了。

崔子玉一看太宗的反应，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替太宗想了一个答案，原文是：“大圣灭族□□”，后面脱了两个字，但是大意还是清楚的，无非是“大义灭亲”之类的说辞。作为交换，太宗许给了崔子玉“蒲州刺史兼河北二十四州采访使，官至御史大夫 ，赐紫金鱼袋，仍赐蒲州县库钱二万贯”的优厚条件，终于顺利通过这场冥世拷问。

在这个故事中，崔子玉所提的那个问题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一个信息。其中，“杀兄弟于前殿”遍见正史记载，而且李世民本人对此也直言不讳，所以并不稀奇；真正让李世民感到难以启齿、同时也让我们感到非同小可的是后面的那六个字——“囚慈父于后宫”。

很显然，这是一个被所有官修正史一律遮蔽掉的信息。

要解开被正史隐瞒的玄武门之变的另一半真相，这六个字就是一把至关重要的钥匙。

虽然《唐太宗入冥记》的内容出于虚构，但是作为一部“政治小说”，其题材和寓意在当时肯定是有所本的，不可能毫无依据。据卞孝萱先生分析，该作品很可能成书于武周初期。在唐人张鷟（约生活于武周至玄宗前期）的笔记史《朝野佥载》中，我们也发现了有关“唐太宗入冥”和“冥官问六月四日事”的记载（见《朝野佥载》卷六）。而王国维先生在相关的研究著作中，也曾引述《朝野佥载》、《梁溪漫志》、《崔府君祠录》、《显应观碑记》等多种史料，考订了唐太宗和崔子玉故事的源流，发现崔府君的故事在蒲州一带流传甚广，山西省现存的碑刻中也保存了有关他的一些传说。由此可见，《唐太宗入冥记》中所提到的“囚慈父于后宫”的说法，很可能在唐朝初期已经广泛流传于民间。

然而，就算这样的说法渊源有自，可毕竟是属于民间传闻，何况《唐太宗入冥记》也只有这语焉不详的六个字，除此之外我们什么都看不到。既然如此，那我们又凭什么知道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对李渊都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又凭什么断定“囚慈父于后宫”就是李世民向我们隐瞒的真相呢？

在相关史实已经被官修正史全部篡改或删除的情况下，要破解这个真相确实难度很大，但是这并非不可能。

因为我们相信，常识和逻辑的力量始终是强大的；况且，无论贞观史臣如何竭力隐瞒真相，正史中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凭借这些弥足珍贵的线索，再辅以合乎常识的分析、以及合乎逻辑的推断，我们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