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李世民根本不需要把反击行动的有效性建立在密奏内容的真实性上。进而言之，李世民所利用的恰恰是密奏内容的“不真实性”！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密奏内容越荒诞、越不可信、越让人愤怒，李世民就越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越能保证反击行动的有效性。
因为，李世民抛出这份密奏的目的根本不是希望李渊能据此将太子和齐王治罪，而是试图利用密奏内容的荒诞无稽激起李渊的愤怒，进而利用他的愤怒“引蛇出洞”，将太子和齐王引出宫府，让他们在他所希望的时间、在他所设定的地点，以他所希望的方式——进入到他精心设计好的“口袋”之中！
换言之，“秦王密奏”正是李世民在整个玄武门政变计划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最具有决定作用的一环！
我们知道，在获悉“昆明池政变密谋”之后，李世民和他的幕僚们经过反复磋商，已经下定了绝地反击的决心，并且制订了相应的计划。事后来看，这个计划的核心内容就是控制玄武门，然后一方面设伏袭杀太子和齐王，一方面派兵入宫控制高祖。所以，这个计划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能否把太子和齐王从他们“兵备已严”的东宫和齐王府中调出来，让他们自动进入伏击圈？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利用高祖的力量。
要如何利用高祖的力量？这就必须想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必须具备如下几个要素：一、对太子和齐王构成极大的罪名；如此才能迫使他们入宫澄清事实，从而确保计划中的行动地点不变。二、让高祖受到极大震动；如此才能促使他及时下令解决此事，从而保证秦王计划中的行动时间早于太子和齐王的行动时间。三、不能涉及军国大事；如此才能防止高祖动用朝廷的行政和军事力量来干预和戒备。四、要让高祖、太子和齐王都相信这件事的最终处理结果对他们有利、对秦王不利，如此才能提高他们的主动性、降低他们的警惕性。
我们相信，这就是让李世民和他那些运筹帷幄的高级智囊们殚精竭虑的东西，这也是足以让秦王府的灯火在六月四日前的几个晚上彻夜不熄的原因。
整个政变计划能否成功，最终都取决于能否找到这样一个具足上述诸要素的办法。
到最后，李世民和他的幕僚们显然是找到了。
这个办法就是在六月三日、亦即发动政变的一天前，由秦王呈上一份密奏，内容就是指控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
还有什么比这份密奏更能满足上述那些苛刻条件的呢？！
没有了。
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李世民和他那些幕僚们缜密的心思和过人的智慧。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说发出这种“淫乱后宫”的指控是最好的办法。首先，这是一条十恶不赦的罪名。假如罪名成立，太子和齐王绝对是身败名裂。由于罪名也挂到了后宫嫔妃头上，所以秦王及其幕僚断定，不管高祖召太子和齐王入宫时是否会如实向他们告知原由，张婕妤等人都会在第一时间把秦王密奏的具体消息透露给太子和齐王，而他们也必定会急于入宫澄清事实，尽快洗刷自己的罪名。这样一来李世民就能确保在预设的地点、亦即他们入宫的必经之路上发动袭击。李世民及其幕僚之所以对此具有十足的把握，除了对太子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了如指掌之外，武德七年的“杨文幹事件”也给他们提供了启示和经验。当时，李建成同样面临对他极为不利的指控，可当他冒着被废黜的风险孤身前往仁智宫后，很快就澄清了事实、洗脱了罪名。所以这一次，李建成必定认为李世民采取的仍旧是这种招数，而他当然也愿意接招。因为当时指控他谋反的证据要远比这次所谓的“淫乱后宫”充分得多，在李建成看来，既然在那种情况下自己都能安然脱险了，那这次更是不在话下。而且这次还可以趁机反扑，让秦王坐实诬告的罪名，所以他没有理由不即刻入宫。
其次，这个指控对高祖造成的震动肯定是无以复加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要比谋反更让他难以接受。因为一个男人最痛恨的事情无非是让人戴绿帽子。何况这个男人还是一个皇帝，更何况涉嫌给他戴绿帽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儿子！所以，暴怒之下的高祖必定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当然，高祖相信这件事十有八九是秦王的诬告。可正是这种诬告更能激起他的雷霆之怒。自己的儿子居然为了个人利益，而置君父的尊严与整个皇族的尊严于不顾，肆无忌惮地拿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大做文章，其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又岂能不及时揭穿？何况将其揭穿又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李渊又岂能甘心多等一刻？！
所以，正像秦王及其幕僚们所预计的那样，李渊愤然决定第二天一早命三兄弟入宫对质。而这恰恰是李世民最希望的时间——因为此时的秦王跟高祖一样，一刻也不愿再等了；而且他的政变计划也已经箭在弦上，只等着李渊的“一声令下”了。
再次，由于这个指控并未涉及谋反之类的军国大事，从性质上来讲仍然没有超出帝王“家事”的范畴，所以既不会让李渊动用行政力量和军事力量来进行干预或严加戒备，也不会让太子和齐王察觉李世民发动政变的任何蛛丝马迹。正因为此，秦王集团才能在兵力远较对手薄弱的情况下，一举夺取玄武门，对外翦除太子和齐王，对内控制高祖和近臣。假如秦王的密奏不是指向这种帝王家事，而是涉及朝政，那么很可能会让高祖、太子和齐王嗅出阴谋的气息。在当时那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情况下，只有在这种“家事”上做文章，才最容易麻痹对手、降低风险。
最后，秦王这种事涉“宫闱丑闻”的指控，无论在高祖还是在太子和齐王看来，显然都有一些黔驴技穷的味道。他们很容易把这当成是秦王的垂死挣扎、当成是他在万般无奈之下随便逮个事儿“乱咬一气”。故而太子才会对齐王的提醒不以为然，并且信心满满地认为，只要他入宫澄清一切，真相必将大白，秦王必死无疑！可惜李建成并没有料到，这恰恰是李世民故意卖给他的一个破绽。如果不让他觉得胜券在握、对质结果对自己有利，他又怎么会急于入宫呢？李世民又怎能达到调虎离山、引蛇出洞的目的呢？！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秦王在六月三日递交这份密奏非但不是什么愚蠢的举动，反而是绝顶聪明的一招。正是因为有这份恰到好处的密奏，才确保了第二天玄武门之变的顺利实施。否则的话，太子和齐王也不会在六月四日清晨出现在玄武门，而整个玄武门之变更是无从谈起！
最后，我们来看胡如雷提出的第四条否认密奏存在的理由。他认为，古代社会都有“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所以李渊不可能根据莫须有的告密就决定当众鞫讯。可我们发现，这种“当众鞫讯”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根据《通鉴》和《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的记载，玄武门之变爆发时，李渊身边只有裴寂、萧瑀、陈叔达、封徳彝、宇文士及、窦诞、颜师古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宰执和心腹，可见事发当天，李渊所欲进行的对质并非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而是局限在一个很小范围内的。也就是说，高祖对秦王所说的“明当鞫问，汝宜早参”的地方绝对不会是在文武百官济济一堂的例行朝会上，而应该是在只有少数宰执重臣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可见李渊并不打算让“家丑”外扬，而是希望在最高决策层的内部解决这个事情。何况李渊很清楚秦王手中并没有任何真凭实据，所以召集三个儿子入宫对质其实只是一个表面形式而已，真实目的无非是落实秦王的诬告罪名，然后严加治罪。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对质与其说是有关宫闱丑闻的一场“辩论会”，还不如说是彻底收拾秦王的一场“宣判会”。既然如此，李渊就绝对有必要让一帮宰执和心腹都来出席和旁听，让他们充当证人、甚至是充当“陪审团”的角色，一起来见证秦王的“小人行径”和“卑鄙伎俩”，最后一同审判他的罪行。所以，李渊这么做并不叫“当众鞫讯”，而应该叫“秘密审判”。
由此可见，胡如雷提出的反对理由不能成立。
通过上述的诸多讨论，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做为玄武门之变的三根直接导火索，“昆明池政变密谋”、“傅弈密奏”和“秦王密奏”这三者确实存在，毋庸置疑。假如没有“昆明池政变密谋”，李世民就难以下定绝对反击的最后决心，也不可能及时和幕僚们制订政变计划；而假如没有“傅弈密奏”和“秦王密奏”，玄武门之变就不会在那样的时间和那样的地点、以那样的一种方式爆发。
当然，我们论证这三件事存在的真实性，目的并不是替李世民回护和辩解，也不是替他寻求政变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而是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真相，并挖掘出玄武门之变的复杂动因和深层动能，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