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千年聚焦玄武门

（二） 扑朔迷离的密奏

按《资治通鉴》所载，武德九年六月三日，“太白复经天，傅弈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上以其状授世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且曰：‘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上省之，愕然，报曰：‘明当鞫问，汝宜早参。’”

在这段记载中，出现了两份密奏，一是傅弈说“秦王当有天下”的密奏，二是秦王状告“建成、元吉淫乱后宫”的密奏。

对于傅弈密奏，由于事关星象和预言，所以很多后世史家将其斥为迷信，断然否定它的真实性；而秦王密奏由于事涉宫闱，很难有真凭实据，所以也多被怀疑是史臣杜撰。比如胡如雷先生对这两份密奏就持全盘否定的观点。

他的理由有四：第一、当时李渊已经明确地站在太子一边，大肆翦削秦府势力，在他态度已经很明朗的情况下，傅弈做此密奏，太不识时务了，不合情理。第二、即令果有此奏，李渊亦断不至于以密状授世民，因为他这时已经毫无废立之意，决不会仅仅由于太白经天就改变决定，并轻率地向世民表态。第三、建成、元吉“淫乱后宫”的事，世民根本没有抓到真凭实据，而且在父皇的面前揭发这样的丑事，也太不成体统，他不会愚蠢到如此地步。第四、世民密奏建成打算杀他，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李渊不可能根据莫须有的告密就决定当众鞫讯，这不符合“家丑不可外扬”的封建传统。何况李渊与李世民之间如果早已有“早参”、 “鞫问”的默契，事变发生时高祖怎么可能正“泛舟于海池”呢？

居于上述理由，胡如雷最后得出结论：“封建史臣作如上的杜撰，无非是想把秦王的登极说成是符合天意的事，而且表明在宫廷政变前世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李渊的谅解，以冲淡他逼父、杀兄的不合法性。”（《李世民传》）

那么，这两份至关重要的密奏是否纯属伪造呢？

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下面我们就针对这四个疑点来展开分析。

要考察傅弈密奏的真实性，首先必须弄清“太白复经天”这一奇异星象是否真实存在。经查，此事不但《资治通鉴》有载，而且在两《唐书》的《天文志》和《傅弈传》中，也均有此星象的确切记录。另外在《旧唐书•薛颐传》中，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记载：“薛颐……大业中，为道士。解天文律历，尤晓杂占。……武德初，追直秦府。颐尝密谓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当有天下，愿王自爱。”这也可视为此星象存在的一个旁证。

此外，在《资治通鉴》、《旧唐书》的《天文志》、两《唐书》的《傅弈传》中，全都记载了李世民即位后对傅弈说过的一句话，今以《旧唐书•傅弈传》为例：“及太宗嗣位，召奕赐之食，谓曰：‘汝前所奏，几累于我！然今后但须尽言，无以前事为虑也。”由此可见，除非上述史料全部作假或者以讹传讹，否则很难抹煞“太白复经天”这一星象的存在，同时也难以否认傅弈密奏的真实性。

既然星象和密奏殆非虚构，那么胡如雷为什么会说傅弈此奏“不识时务”、“不合情理”呢？这就要首先弄清楚，李渊把密奏当面拿给秦王看，到底是何用意？

按照胡如雷的理解，李渊之所以这么做，是受到星象中所反映出的“天意”的影响，从而改变决定，轻率地向李世民作出废立太子的表态。可是，这么理解对吗？如果事实如此，那么何以解释李世民接下来所说的“臣今枉死”那一席话？说出这样的话，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正常反应，如果联系以前他们父子间的多次冲突就会发现，即便是当李渊怒不可遏地对秦王喊出“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的话时，李世民也不过是“免冠顿首、请下法司案验”而已，并没有说出“臣今枉死”这么悲愤而决绝的话来。假如李渊已经决定“服从天意”、改立秦王为太子，李世民怎么可能说出这番莫名其妙的话来？又怎么可能在第二天悍然发动玄武门之变？！

可见，胡如雷对这件事的理解完全是南辕北辙了（他很可能是把秦王的这段话也全部归之于“史臣杜撰”了，才会有这种理解；然而在我们看来，倘若没有足够的证据，是不宜将这些史料全盘推翻的）。所以，关于“高祖以密状授世民”的问题，我们的看法是：李渊这么做非但不是要向李世民作出什么表态，反而是以此对李世民进行威胁，警告他已经在夺嫡篡位的道路上走得太远、甚至已经突破李渊做为一个皇帝可以忍受的极限。所以李渊这么做很可能是在暗示李世民——出了这种事，你只能自我了断、以死谢罪了！只有这样，李世民才会愤然说出“臣今枉死，永违君亲”的话。正如胡戟、胡乐在《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中说：“李渊拿出傅奕此状给李世民看，这不是给他一个天意要他当皇帝的喜讯，而是像拿到李世民要谋反的罪证，出示当面，要治他罪。”

弄清了李渊“以密状授世民”的用意，回过头来，我们就很容易看出傅弈向李渊呈上这份密奏的动机。与其说他这么做是在故意曲解星象帮助秦王夺嫡，还不如说这是顺着李渊的意思，向他提供一份整治秦王的“证据”。正如胡如雷所说，“当时李渊已经明确地站在太子一边，大肆翦削秦府势力”，而对此政治大势，傅弈当然不会懵懂不知，可见他呈上这份密奏正是一种顺势而为、迎合李渊的做法。既然傅弈的动机根本不是帮助秦王夺嫡，那么他呈递密奏的行为当然就说不上什么“不识时务”、“不合情理”了，而恰恰是一种“甚识时务”、“甚合情理”的做法。

要证明我们的上述判断，一个有力证据就是我们前文引用的太宗即位后对傅弈所说的话。李世民在说出“汝前所奏，几累于我”的抱怨之后，紧接着就说了一句：“今后但须尽言，无以前事为虑”。在这里，李世民很明显是以一种宽宏的姿态在原谅傅弈此前的言行。假如傅弈密奏的动机本来就是帮助他夺嫡，又何来这种捐弃前嫌的高姿态？何来这种既往不咎的漂亮说辞？可见当初傅弈为了迎合李渊，确实差点把秦王害死。

当然，傅弈客观上尽管有迎合李渊的表现，但我们并不认为他主观上具有帮太子翦除秦王的意图。因为以傅弈在天文方面的所学所能，很可能一看见“太白见秦分”的星象，就会自然推出“秦王当有天下”的结论（道士薛颐也作出了同样的推算，当可证明傅弈的结论并非别有用心）。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从主观上说，傅弈呈上这份密奏只不过是在做一件他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而已。至于说皇帝看到后会作何反应，其实和傅弈本人的意图并无多大关系，也超出了他能力所及的范围。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武德九年六月三日“太白复经天”的星象真实存在，而傅弈在当日所做的“秦王当有天下”的密奏也并非史臣杜撰。

接下来我们来考察“秦王密奏”的真实性。

按照胡如雷的理解，秦王既然不可能掌握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的真凭实据，那他就不至于那么“愚不可及”地向高祖告状。在这一点上，很多后世史家也和胡如雷持相同观点。在他们看来，假如无法证实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的真实性，就等于无法证实秦王密奏的真实性。而且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的真实性历来受到极大的怀疑，论者通常会引用司马光在《通鉴》中的评论来证明此事的不可靠：“或言（太子、齐王）蒸于张婕妤、尹德妃，宫禁深秘，莫能明也。”当时司马光能够见到的诸如《国史》、《实录》等唐朝第一手史料还不少、可以见到的私人笔记史则更多，但是他在记载此事的时候却仍然存疑，那就更能证明此事的真实性很低；既然此事的真实性很低，那么一向精明的秦王当然也就不至于“愚蠢到如此地步”，企图以“莫须有的告密”扳倒太子。因此，人们很容易得出如下结论——“秦王密奏”根本不存在。

乍一看，这样的推理似乎无懈可击。

然而我们却不得不遗憾地说：这样的推理彻底搞错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