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太子和齐王当然是心知肚明。所以建成才会对元吉说：“主上谅无不信”，这种口气与其说是确定高祖绝对会相信，还不如说是“谅高祖也不得不信”。而这种“不得不信”，就说明太子对高祖可能产生的无奈反应已经有了准确的预测和十足的把握。由此可见，在昆明池设计暗杀秦王，太子和齐王需要承担的政治风险其实是很低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可见吕思勉先生所说的“此计太险”并非确论）。既然如此，建成和元吉又何乐而不为呢？在当时双方斗争已趋于白热化的严峻形势下，他们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手段，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此外，从秦王几天后便断然发动政变的这样一个事实来看，也完全可以反证出“昆明池政变密谋”存在的合理性。换言之，以当时那种剑拔弩张、你死我亡的局势来判断，历史要么选择“玄武门之变”，要么选择“昆明池之变”，二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种可能性。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司马光的怀疑不能成立。
其次，我们来看看否定论的观点。孟宪实先生提出的第一个理由是：在李世民发动政变时，“无论是太子还是齐王都显得手忙脚乱，根本就没任何准备”。
这种说法其实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们都知道，在《资治通鉴》的记载中，当太子和齐王准备入朝与秦王对质时，齐王预感到秦王很可能会有什么非常举动，于是劝太子集结军队、静观其变，而太子则自信地回答说：“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这里说的“兵备已严”，我们岂能视而不见？这难道仅仅是李建成盲目自信的随口一说吗？显然不是。一个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自信的。做为辅政多年、而且并不缺乏战争经验的皇太子，李建成的自信更不可能凭空而来。我们甚至可以说，恰恰是李建成的准备太充分了，他才会自信到轻敌的程度！所以，太子和齐王在玄武门前的慌乱只能证明秦王的刺杀行动来得太过突然，而绝不能证明他们“根本没任何准备”。
要证明李建成确实“兵备已严”，还有一个有力证据，那就是当东宫和齐王府将领一听说太子、齐王被杀的消息后，立刻率两府士兵扑向了玄武门。其反应速度之快，大大超出秦王阵营的意料，以至于秦王麾下的张公瑾不得不独力关闭宫门。可以想见，假如当时张公瑾力有不逮，让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的东宫和齐王兵杀进玄武门，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李世民发动的这场政变完全有可能遭遇挫折、乃至彻底失败。由此足以证明，正是因为李建成事先早已命令麾下将士严阵以待，他们才能及时出兵，对玄武门构成严重威胁。若非如此，东宫和齐王兵哪来的如此惊人的快速反应能力呢？
因此，李建成和李元吉之所以失败，是在于他们没有料到秦王会在那样一个时间、那样一个地点、采取那样一种方式突然发难，而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秦王“没有任何防备”。而太子的“兵备”一方面是为了防备秦王，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方面，很可能正是为了在昆明池发动政变！只不过让李建成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历史佬儿的那只善变之手，早已悄悄把“玄武门之变”挪到了“昆明池之变”的前面。
否定论的第一个理由既然已经站不住脚，那么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理由：魏徵谏言。对此，《通鉴》的记载是：初，洗马魏徵常劝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败，世民召徵谓曰：“汝何为离间我兄弟？！”众为之危惧，徵举止自若，对曰：“先太子早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根据这个史料，孟宪实断定，“魏徵曾经有使用极端手段的计划，但是没有被太子采纳。”应该说，这个判断本身并不能说是错的，但是据此推出“王晊告密的核心内容（在昆明池暗杀秦王）不可信”的结论，这样的逻辑推断过程就不可避免地暴露了两个问题：一是失之武断，二是以偏概全。
关于一，如果我们完整地理解上面这段记载的上下文语境，不难发现，魏徵对太子的劝谏是由来已的。根据《旧唐书•魏徵传》：“徵见太宗勋业日隆，每劝建成早为之所”，我们有理由认为，很可能早在武德五年年底刘黑闼二次起兵、魏徵劝太子出兵建功的同时，他就已经开始劝李建成早日除掉李世民了，结果从武德六年一直到九年六月之前，李建成始终没有采取行动。所以魏徵才会感叹：“如果太子早一点听从我的建议，必无今日之祸。”但是这句话却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魏徵感叹太子“没有”采纳他的计策，二是感叹太子“太晚”采纳他的计策。毕竟昆明池的密谋仅仅是发生在玄武门之变的几天前，所以我们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李建成最终采纳了魏徵的建议，因此才有了这场昆明池密谋。但孟宪实的结论显然丝毫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认为有“失之武断”之嫌。
关于二，退一步说，就算太子到最后仍然没有采纳魏徵的计划，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太子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除掉秦王的计划。没有采纳魏徵的，难道不能采纳别的谋臣的？不采纳谋臣们的，难道不能自己最后下决心酝酿出一个计划？而且我们必须考虑的一点是：太子之所以在整个武德中后期一直没有下决心除掉秦王（不仅没有采纳魏徵的建议，而且极力阻止齐王的暗杀行动），是因为当时的矛盾还没有发展到你死我亡的地步，不管是太子还是秦王事实上一直希望用常规的政治手段解决问题。直到武德七年的杨文幹事件后，双方的斗争思路才转到了武力对抗的方式上来。既便如此，李建成也没有贸然行动，而是一直在等待一个最佳时机。所以，李建成完全有可能到了武德九年六月初，才在形势对其相当有利的情况下（利用“乌城战报”让齐王取代秦王出征，从而吞并秦王府的骁将和精锐），又进一步综合所有谋臣（包括魏徵和齐王）的建言，下决心制订了昆明池政变的计划。只不过他未及实施，却被李世民抢先一步而已。既然如此，又怎能仅凭魏徵事后的那句话，就断言整个“昆明池政变密谋”并不存在呢？很显然，这样的断言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所以我们认为，这第二条理由也是极不充分的，同样站不住脚。
当我们一一排除上述各种怀疑和否定的理由后，“未遂的昆明池政变”是否存在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认为，这个昆明池政变的密谋在总体上是真实的，主要目的就是暗杀李世民。但正如胡如雷所言，李建成不见得会马上逼宫篡位。因为秦王一死，太子的皇储地位就稳如泰山了，他没必要再冒险逼迫高祖退位，除非高祖因秦王之死而拿他问罪。但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至于这种逼宫篡位的说法是否出自史臣杜撰，那就难以确定了，对此我们只能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