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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千年聚焦玄武门

一迷雾中的导火索

玄武门之变是一场注定要发生的悲剧。我们都知道,这场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难以避免并且无法化解的夺嫡之争。同时我们也知道,有两个关键性事件最终引发了这场流血政变,它们是“昆明池政变密谋”、“傅弈密奏”和“秦王密奏”。也就是说,玄武门之变之所以会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爆发,是因为在六月初接连出现了这三件事,才导致了形势的突然恶化和秦王的铤而走险。

换言之,这是三条致命的导火索。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这三条导火索仍然被历史的重重迷雾所遮挡,以至于它们是否真实存在仍然备受后人争议。

这样的争议非同小可。

因为它决定了“玄武门之变”的性质。

如果它们存在,那就足以证明李世民是在被迫无奈之下才发动政变的,因为昆明池密谋意味着太子和齐王已经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而傅弈关于星变的密奏也从客观上让李渊下定了收拾秦王的决心,二者无疑都会迫使李世民采取非常手段、进行绝地反击,因此理有可恕、情有可原;而如果它们不存在,那么玄武门之变就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和谎言,因为它表明李世民不但是主动发难在先、不择手段地夺嫡篡位,而且又捏造借口在后、处心积虑地篡改历史,实在是理无可恕、情无可原!

那么,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一)昆明池疑云

关于“昆明池政变阴谋”的史料,出自《旧唐书•巢王元吉传》:

建成谓元吉曰:“既得秦王精兵,统数万之众,吾与秦王至昆明池,于彼宴别,令壮士拉之于幕下,因云暴卒,主上谅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付吾国务。正位已后,以汝为太弟。敬德等既入汝手,一时坑之,孰敢不服?!”率更丞王晊闻其诛,密告太宗。

对于此事的真伪,历来有三种看法:一种是怀疑论,一种是否定论,一种是肯定论。

司马光持第一种看法。他在《资治通鉴•考异》中说:“建成等前鸩秦王,高祖已知之。今若明使壮士拉杀而欺云暴卒,高祖岂有肯信之理?此说殆同儿戏。……事之虚实皆未可知,所谓疑以传疑也。”司马光正是因为对此事存疑,所以才在《通鉴》中采用了一个比较巧妙的办法,亦即基本抄录太子和齐王的这段对话,但是并不像《旧唐书》那样把这件事作为一个客观事实来陈述,而是特意把这段话安排在王晊对秦王的密告中。既然只是由王晊转述,那么这段话当然就不一定具有客观真实性了。吕思勉先生的看法也与司马光接近,他认为“此计(昆明池密谋)太险,建成、元吉敢遂行此与否,殊为可疑。”(《隋唐五代史》)

百家讲坛的孟宪实先生持第二种看法。他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李建成阵营对李世民采用极端手段的警惕性非常低。如果李建成方面首先使用或计划使用谋杀计策,他们对这方面的问题应该十分警惕才对。但是后来玄武门事变的过程中,无论是太子还是齐王都显得手忙脚乱,根本就没任何准备。二,后来魏徵在受到李世民责难的时候,说太子没有采用他的计划,否则就不会有如此下场。那证明魏徵曾经有使用极端手段的计划,但是没有被太子采纳。”基于这样的理由,孟宪实得出了如下结论:“这个情报(王晊告密)的核心内容看来都是不可信的,可能是李世民用来激发手下斗志的一个方法,至于受迫云云,无非是为了减轻李世民的罪责而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

学者胡如雷先生持第三种看法。他在《李世民传》中说:“我觉得这件事并非子虚乌有,因为李渊早已倒向建成、元吉一边,如果真的在昆明池世民遇害,李渊也不会因不相信暴卒而追究建成的责任,对这一点兄弟二人是有把握的。下面接着有王晊告密的事,更可证明此事的可靠性,而且李渊同意元吉率秦府骁将及精锐北征,我怀疑他对消灭秦王也未必没有首肯。只有事成之后建成拟正位的说法不可信,因世民既已暴卒,矛盾已经解决,建成还有什么理由逼父退位呢?这样的说法颇不近情理。我认为只有此处为史臣杜撰,意在为后来世民的逼父退位进行开脱。”

在此,我们的看法基本上与胡如雷先生一致。但是他的理由和论证过程失之简略。下面我们将针对怀疑论和否定论的观点提出我们的看法,更为详尽地探讨一下“昆明池未遂政变”的真伪。

首先我们来看看司马光的怀疑有没有道理。按照他的看法,既然太子此前毒杀秦王之事已经被高祖知悉,那么企图在昆明池“拉杀”秦王却欺骗高祖说是“暴卒”,高祖绝对不会相信。其实司马光的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高祖固然不会相信秦王“暴卒”的谎言,可关键的问题在于——一旦秦王真的被太子干掉,他信不信还有什么意义呢?就像胡如雷所言,在当时的情况下,高祖早已倒向建成、元吉一边;我们也知道,当时太子阵营竭力收买、陷害、斥逐、兼并秦王府文臣武将,这一系列行为事实上都得到了高祖的默认和支持。这也就证明,最早从武德七年的杨文幹事件后,最迟到武德九年的六月初,高祖手上的那碗水就已经开始严重倾斜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秦王真的被害,高祖就算不信又能怎样?他肯定会感到伤心,也肯定会把建成、元吉叫来怒斥一番,并且象征性地做一些惩处,但是最多也就如此而已!因为秦王遇害后产生的政治结果与高祖的整个政治安排并无任何冲突——既能消除一个“功高震主”的巨大政治隐患,又能彻底巩固建成的皇储地位,这样一个结果难道不是李渊期待的吗?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祖固然不可能亲手杀害秦王(封徳彝的暗示没有被他付诸行动即为明证)、也不会同意太子和齐王拿着他的诏书堂而皇之地诛除秦王(齐王劝其诛杀秦王遭拒绝即为明证),但是,如果建成和元吉背着他杀害世民,这等于是替李渊做了一件理智上应该做、只是感情上不忍做的事。换句话说,这虽然是剜掉了李渊心头的一块肉,可又何尝不是帮他卸下了一块沉重的政治包袱呢?在此情况下,他即便不信,恐怕也会努力说服自己相信吧?就算是勉强相信,也有助于他减轻感情上的伤痛。

因此,假如李世民真的在昆明池遇害,李渊也只能无可奈何(甚至可以说是如释重负)地接受这个既成事实,断不会拿建成和元吉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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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帝国的兴亡——一个巅峰王朝的全景史诗第1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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