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玄武门之变
五帝国的隐痛：玄武之殇（上）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凌晨。
星光渐逝，残月将隐。繁华的长安从宁谧香软的夏夜之梦中幽幽醒转。晨光熹微中，已经有一些美丽的蛱蝶扑扇着斑斓的羽翼在坊间的花丛中往来穿飞；无数晶莹的露珠凝结在花间、柳梢、叶脉、草尖，仿佛十万颗闪亮的珍珠一同点缀着纤尘不染的长安；街肆的酒楼和茶坊也开始陆陆续续卸下紧闭了一夜的门板；京郊的农人推着一车车新鲜的瓜果菜蔬从薄雾中辘辘走来；谁家少丨妇丨蓦然推开某一扇雕花长窗，席席暖风照旧会温柔地拂过她飘飞的鬓发和慵懒的脸庞。此刻，无论是长安的男人还是女人，通常会兴奋地张开双臂，毫不犹豫地将这个熟悉的早晨揽入怀中，尽情地拥抱这温馨而醉人的太平时光……
在这样一个宁静祥和的大唐早晨，有谁会闻见一股腥膻的气息已经在太极宫的上空隐隐飘荡？
在这样一个宁静祥和的大唐早晨，富贵、雍容、妩媚的长安又如何容得下阴谋、杀戮、死亡？！
然而，得得的马蹄还是响起来了。
刀剑与盔甲的铿锵还是响起来了。
这样的声音清晰、坚硬、冰冷、不容置疑。它们来自彻夜不眠的秦王府，来自一颗历经善恶之火煎熬、淬炼、并最终浇铸成形的年轻而沧桑的钢铁之心。
得得马蹄踏破夏夜残留的氤氲，惊起了一树飞鸟。
铠甲和刀剑的寒光映入它们惊慌的瞳孔，空中的鸟儿拍打着凌乱的翅膀四处逃散。
从秦王府飞驰而出的这队飞骑裹挟着一股浓重的杀机直扑玄武门。
玄武门，太极宫的北正门，皇城禁军的屯驻地，帝国政治中枢的命门。
谁控制了玄武门，谁就控制了太极宫。
谁控制了太极宫，谁就控制了长安。
谁控制了长安，谁就控制了天下！
在展开对“玄武门之变”的叙述和解读之前，我们似乎有必要先转录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记载。因为这个版本对分散在《旧唐书》各传中的史料进行了编辑汇总，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完整而清晰的印象，故此收录于下。当然，熟悉的读者大可略过不观。
庚申，世民帅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门。张婕妤窃知世民表意，驰语建成。建成召元吉谋之，元吉曰：“宜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建成曰：“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门。上时已召裴寂、萧瑀、陈叔达等，欲按其事。
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世民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剑共荒芷稹Ｔ嶂粒峁笾吹略韭磉持Ｔ接の涞碌睿吹伦飞洌敝ｑ次莱灯锝腭础⒎肓⑽沤ǔ伤溃驹唬骸捌裼猩芷涠鳎捞悠淠押酰蹦擞敫被ぞν虺埂⑶鼏A直府左车骑万年谢叔方帅东宫、齐府精兵二千驰趣玄武门。张公谨多力，独闭关以拒之，不得入。云麾将军敬君弘掌宿卫后，屯玄武门，挺身出战，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观变，俟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君弘不从，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皆死之。君弘，显俊之曾孙也。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万彻鼓噪欲攻秦府，将士大惧；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宫府兵遂溃，万彻与数十骑亡入终南山。冯立既杀敬君弘，谓其徒曰：“亦足以少报太子矣！”遂解兵，逃于野。
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惊，问曰：“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上谓裴寂等曰：“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曰：“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时宿卫及秦府兵与二宫左右战犹未已，敬德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上从之。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自东上阁门出宣敕，众然后定。上又使黄门侍郎裴矩至东宫晓谕诸将卒，皆罢散。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
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坐诛，仍绝属籍。
初，建成许元吉以正位之后，立为太弟，故元吉为之尽死。诸将欲尽诛建成、元吉左右百馀人，籍没其家，尉迟敬德固争曰：“罪在二凶，既伏其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诏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馀党与，一无所问。其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仍旧。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
辛酉，冯立、谢叔方皆自出；薛万彻亡匿，世民屡使谕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于所事，义士也。”释之。
癸亥，立世民为皇太子。又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这就是“玄武门之变”的始末。
很显然，这只是一副干巴巴的骨架，所有鲜活的血肉早已被历史佬儿的饕餮巨口吞噬得无影无踪，一些关键的细节和真相也早已被贞观史臣手中的“奥卡姆剃刀”剔除得一干二净。所以，《资治通鉴》只能勉为其难地向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内容简略、文字单薄的故事梗概。相对于这场重大事变对唐朝历史乃至对整个中国历史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影响来看，这样的梗概实在是让人有些无奈和失望。
当然，我们首先还是要感到庆幸，毕竟《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还是为我们编纂并保留了这些珍贵的史料，才使我们得以窥见这段历史的一个大致轮廓。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却不得不遗憾地说：这种过于简略而且平铺直叙的记载只能提供一个基本史实，根本满足不了我们对这场流血政变的探知欲和好奇心，更无从让我们领略李世民在这场政治巨变和人生巨变中真实的内心世界。
也就是说，在史料为我们呈现的这具僵硬而苍白的骨架中，我们感受不到生命的温度，触摸不到心灵的激情，看不见文字背后的复杂而矛盾的人性，也看不见表象之下的丰满而细腻的生命个体。总之，有血有肉的“人”被消解和湮没了；同时，某些至关重要的真相也可能被剔除和遮蔽了。
当然，希望正襟危坐的古代官修正史能够为我们呈现出人性的复杂、细腻和真实，这绝对是一种苛求；而希望贞观史臣在记录这一重大而敏感的政治事件时毫无保留地说出所有真相，这显然也是一种奢求。
不过我们相信，湮没的人性并非全然不可追寻，隐蔽的真相也并非全然不可接近。
对于前者，我们需要做的是还原和重构。
对于后者，我们需要做的是质疑和探求。
学理性的探讨我们将在后文适当穿插、并且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集中进行，此处暂且不表。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还原和重构”如何可能？
我认为是可能的。因为时代与历史虽远，可人性与人心未远。只要用我们的生命去贴近古人的生命，用我们的心灵去解读他们的心灵，这一切就是可能的。
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样的尝试——小心翼翼地（或者说是胆大妄为地？）运用“合理的想象”，去演绎李世民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所走过的那段绝无仅有的心路历程，去破译他那隐藏在历史背光处的灵魂密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重构属于李世民的人性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