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既然已经赴宴，李世民就没有不喝酒的道理。即便他怀疑李建成会在酒中下毒，那也只是怀疑而已；连兄长请客的酒都不敢喝，岂不是要让人耻笑？！依照李世民倔强而果敢的个性，这顿酒他还非喝不可了！联系此前的“胡马事件”，以李世民对马术的精通，他未必看不出李建成给他的是一匹野性未驯的烈马，但他还是若无其事地骑了上去。可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正是李世民的一贯性格。
第三，李建成即使是想毒死李世民，估计也不敢让他死在自己举办的酒宴上，因为这无异于明目张胆的谋杀！在当时高祖仍然想把一碗水端平的形势下，李建成这么做对自己也是不利的。即使他真杀了李世民，毒死自己亲弟弟的罪名也不小。当初他阻止李元吉在齐王府行刺李世民，也是相同的道理。对于在斗争中一直占据优势的李建成来说，应该不至于出此下策。所以，比较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李建成确实下了毒，但不是什么“假冒伪劣产品”，而是一种“缓发”的毒药，也就是能够对李世民造成重大内伤、但并不能令其当场毙命的毒药。对李建成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让李世民在中毒的几天后或者一段时期后毒发身亡，这样一来不但能达到目的，而且能够最大程度地洗清嫌疑、至少也能淡化杀人的罪名。而李世民最终之所以能够安然无恙，或许就是这种“缓发型”的毒药在药性和剂量上比较难以控制，因而未足以令秦王毙命。
此外，如果排除李建成有意控制毒药效果的这种可能性，那么还会存在另一种可能，也就是李世民对这场“鸿门宴”早已心存警惕，所以只饮用了极少量的酒；并且，也有可能事先准备了解药，中毒之后在第一时间服用，从而极大地减轻了中毒症状，保住了性命。
第四，这个事件的发生时间真的是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吗？其实这一点历来也遭到普遍怀疑。因为《资治通鉴》把此事放在了“太白经天”之后，所以人们习惯上认为此事是发生在六月初一晚上，但是除了《通鉴》之外，两《唐书》都没有记载具体日期。所以我们认为，此事有可能是发生在玄武门之变的半年之前，也就是武德八年的年底。理由有三：
首先，按照两《唐书》，此事都是直接记载在“杨文幹事件”后面的，并且毒酒事件叙述完后，《旧唐书》紧接着就出现了“九年，突厥犯边”等语，而《新唐书》的记载顺序也相同。这里关键就是“九年”这个时间标志。如果《旧唐书》也认为此事是发生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那么这个“九年”就应该冠于毒酒事件之前，亦即“九年，（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旧唐书》恰恰是把“九年”放在了毒酒事件之后，这就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此事极有可能发生在武德九年之前。
其次，按《资治通鉴》记载，从六月初一的“太白经天”到六月四日的“玄武门之变”，期间连续发生了“张亮事件”、“毒酒事件”，以及太子和齐王收买、陷害、斥逐、争夺秦王府文臣武将的一系列事件；而后又是“乌城战报”、齐王兼并秦王府将士、昆明池政变未遂等事件，继而才有秦王府一干心腹将吏力劝秦王动手的那一幕，最后才是玄武门的流血政变……在短短三四天之内居然发生了这么多重大事件，这似乎不太符合常理。无怪乎许多读者会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同时惊呼——这四天也太漫长了！在此我们无意考证这么多事件的确切发生日期，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个假设，也就是说，《资治通鉴》会不会是为了叙事的方便和情节的紧凑，才把这么多事件（包括毒酒事件）集中放在了武德九年的六月初一之后呢？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最后，按照常理，太子李建成要举办宴会，总要有一点由头，更何况与秦王早已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要邀他赴宴更需要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么，这样的理由有可能是什么呢？我们发现，在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朝廷曾“加授秦王世民中书令、齐王元吉侍中”（《资治通鉴》卷一九一），两个弟弟在同一天荣升要职，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聚宴理由吗？这难道不值得太子替弟弟们张罗一下、庆贺一番吗？而假如太子真的以此为借口对秦王发出邀请，李世民好意思拒绝吗？虽然没有更多的史料支持我们的这个推测，但是这种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
因此，根据上述理由，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这场几乎要了李世民性命的夜宴，有可能是发生在武德九年之前；确切的日期，或许就是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夜。既然如此，休养了大半年的李世民完全康复之后才发动政变，就是合情合理的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综上所述，毒酒事件、及其之后李渊欲派秦王赴洛阳的事情，就未必是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我们认为，这个事件在总体上应该是真实的，但是不排除其中的某些关键细节存在“增饰”的可能。在此仅举两例：首先，秦王的“吐血数升”之说就不可能属实。“吐血”或许是真，但是“数升”定属虚妄。据医学理论，一个健康成年人体内的血液大约在3.8~5.6升之间，人体失血的极限为1.9~2.8升，约占血液总量的50％，超过这个极限就有致命的危险。而李世民的“吐血数升”到底是几升呢？2升以下不会用“数升”这种说法，所以至少也该在2~3升以上，很明显已经突破了失血极限，因此绝不可信。
除了吐血的细节不真实外，另一个细节增饰的例子就是李渊对李世民所说的“建天子旌旗”。在太子和秦王水火不容的情况下，李渊让秦王暂且避居洛阳，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这是完全可信的，也符合李渊维持平衡的原则，但是让秦王“建天子旌旗”则显然属于夸诞之词。因为李渊即便不是圣主明君，也断不是昏庸之辈。做为一个年长的开国之君和成熟的政治家，李渊不会不明白“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道理，也不会不明白这么做就意味着分裂和战争。
所以，类似于这种“吐血数升”和“建天子旌旗”的细节极有可能就是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之所以做这样的一些夸诞增饰，其目的无非是表明李世民受迫害的严重程度，从而证明其迫不得已自卫反击的正当性，并且为他日后发动政变、夺取皇位提供更多的合法性。
无论这场诡异的夜宴确切发生时间为何，也无论毒酒事件的真实程度有多高，总之，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之前，一个众所周知、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太子（齐王）和秦王的斗争已经走到了你死我亡的边缘。那些置身于政治漩涡中的文臣武将们、包括大唐天子李渊，肯定都会感到极大的恐慌。
定然有一个相同的疑虑在他们心中盘旋——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