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1463）

对比前两个人，苏轼的表现是最让哲宗吃惊的，他想不到父皇生前赏识的人会说出这样的话。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传说中有种很罕见的人，他们说什么都让人第一时间觉得有道理、非常的有道理，可是转念一想，就会被气得满脸青筋。

苏轼的这篇奏章就是这样。

做事前要三思而行，看准了摸清了才能下手，这是准则一样的共识，难道有什么错吗？有，非常错，在宋哲宗来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荒谬！

如果他是第一天当皇帝，从来没接触过政务、大臣，这样的要求不过分。可是整整9年了，他冷眼旁观看清了太多的事，看到了一个个大臣是怎样的嘴脸。请问，人还是这些人，不许换，继续看，三年后能看出来什么，他们会改变吗？如果改变了，就证明他们和从前不一样。一个前后不一致的人，适合当国家领导人吗？如果不变，这三年是不是纯粹的浪费呢？！

而三年，这个时间量的长度更是非常恶毒的。三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太多的事，尤其是处在青春适应期的少年人，连续三年无所事事，他们会习惯懒散的日子，想重新振作起来，相当于换个思想习惯。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或许一个没有棱角没有斗志失去追求的人，才是所谓的成熟的人吧。

苏轼的奏章没有回复，哲宗不予置评。这在历史上留下了非常不良的记录，绝大多数的史学家都根据这一点证明他急燥轻佻，是个不懂事的毛孩子，辜负了苏东坡的一片好心。

苏轼走了，他是元祐大臣里第一个主动逃离京城的人。在他来想，这会带给他安全，他在向所有人表示，他不再玩了。可惜，这9年里他也做过了什么，他忘了，有些人可不会忘。并且，历史一次次地证明过，面对争斗选择退场的人，死得比斗到底的人还惨。

他刚走，问题就出现了。

转过年来的三月份有件大事，新皇登基，国家照例举行恩科考试，各省的考生云集京城，在殿试这一关上，他们遇到了一道改变历史进程的考题。

连载（1464）

这道题之所以能出现，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苏轼走了。他不走，以他的资历、官职、文坛地位，考题必出他手。就算有政治内幕在里边，有大人物指示必须要怎样操作，他也可以引起争执，把水搅混。

可惜，谁让他走了。

出题的这个人很有来头，他叫李清臣，抛开民间的认可，只以官方纪录来看，他绝不在苏轼之下，甚至有些地方还要超过。这个人是神童，别人是7岁时可以作诗，他7岁时写出了几千字的文章。与苏轼比较，三苏当年进京赶考，轰动一时，欧阳修说苏轼一定会取代自己，成为下一代文坛领袖。

欧阳修还说过，李清臣的才华和苏轼同一级别。同样是进入馆阁，苏轼参加的是特试，李清臣和大家一起考，拿了第一名。这样的才华让他平步青云，在官员队伍里鹤立鸡群，于是另一件别人梦想不到的好事主动找上了门。

北宋著名的大阀高门韩氏家族看上了他，韩琦的哥哥把女儿嫁给了他。

他是当时远比苏轼还要闪亮的官场新星。这样的本事，这样的婚姻，一般来说，只要他平稳地运营下去，不必求什么突出表现，都注定了是一位顶级高官。可惜，没多久他就倒了，因为他的性格。

新党当政，他不往里掺和。在别人眼里，这很正常，他是韩琦的亲戚，是旧党。但是到了元祐时期高滔滔废除新法时，他把整个官场都吓了一跳。他站出来和司马光他们辩论，一条条逐字逐句地反驳，新法哪里不好，先皇哪里失政，我们来讲清楚。

这时人们才看清楚，他居然是王安石的信徒。那么他为什么不在新法实行的15年里积极参与呢，这时候树倒猢狲散了，他一个人出来逞能，不是找死吗？

不，这是一位大才子的特殊心理。

当别人一窝蜂地拥上去争名夺利时，他远远地站着，这叫清高；当别人争先恐后地躲开，怕惹事时，他站出来独自面对，这叫操守。

爱惜自己的羽毛，珍惜自己的信念，蔑视凡人所看重的功名利禄，这是中国名士几千年传承的核心意识。

这样是很高很雅很九霄漫步的，只是结局不大好，李清臣被下放了，同时被旧党踢出阵容，连韩氏家族都看他不顺眼。这些他都不在意，被压制9年后回到京城，主持这次考试，出了下面这道题。

题目超长。

——“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或，惟当之为贵，圣人亦可有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