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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死在宋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九月一日，年68岁。他的葬礼规格是超高的，赠太师、温国公，一品礼服、银绢7000两，谥文正，以皇帝的名义赏了块石碑，上面刻着“忠清粹德”。

另外，高太后带着小哲宗亲临现场致哀，她本人还当众哭了几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安石死时，以荆公之名望地位，居然去世时一无神道碑、二无行状、三元墓志铭。治丧时只有一个弟弟在场。

至于之后的追赠、苏东坡的制文，是一个让人玩味的讽刺。那居然是王安石平生大敌司马光说的一句话——“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凑，败坏百度以致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这些话除了开头稍微肯定了一下王安石的人品之外，没有一处不是在骂人。

翻译成普通话就是，王安石这人的本质还是不错的，可是性格有问题还很笨，要命的是还特别喜欢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由于这种本质，他把忠贞纯洁的人都赶走了，弄得满朝廷都是些小人。现在我刚刚要改变他的过失，可他却突然死了。我料到他死之后肯定会有很多的反复小人会打击他，借此进入我们光明伟大的旧党队伍，所以我认为，朝廷应该给他些优厚的抚恤名份，以免助长浮浅刻薄的风气。

我的翻译有错吗？

如果没错，大家应该明白，他哪有半分对王安石的认同，仅有的一点点善意，也是为了所谓的朝廷风气。好了，回头说司马光。

他终于死了，对他，我是有话要说的。他的人品、作为，在前面已经就事论事、夹述夹议的说过了，现在我要讨论的是他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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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很想知道百度主机的所在地，很想拥抱一下它的主控者。万能的百度中关于司马光的记录头一句话是多么的精确啊。

司马光，北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散文家。

这是事实，司马光除了历史知识、文字能力之外，用我们东北话来说，他就是门山炮。政绩和人品不再多说了，现在看他的主项，历史。

史学界有句话，叫“千古两司马”。即西汉司马迁、北宋司马光。这两人不仅都姓司马，两人的著作也大体相当。

《史记》、《资治通鉴》。

基本上这是公论了，可是我一直很不认同。我不会因为我写的是宋朝，就把宋朝的人物无限上纲，好去满足读者们的追星欲望。这两位司马先生是太不相同了，简直是两个极端，连带着两人的著作也截然相反，从性质到目的，都水火不相融。

司马迁是敢讲真话的人，因为李陵事件，他说了句公道话，结果被汉武帝下狱，为了能活着出来完成《史记》，他忍痛接受了宫刑。这是多么大的牺牲，是多么执着的追求！

看司马光，他的政治生涯在元祐出山之前，一直都只尽80%的力，从来不会把自己扔进斗争的漩涡，忘我投入的工作。直到高太后掌权之后，有了100%的安全保障，才施尽辣手。

他是多么的聪明，多么的谨慎……

看两本书的修撰过程。《史记》是司马迁的个人成就，他出狱之后虽然还有西汉的官职，可是不再是修史的太史令了，写《史记》是秘密地进行，写完之后也没打算上交皇帝，而是要藏于名山，以待后世。

《资治通鉴》不同，它的作用是教皇帝怎样治理天下，可以说是皇帝科班的教科书。在写这部书时，司马光有丰厚的奉禄，有精英班底，写成之后呈交宋神宗，得到子大笔赏赐。

最重要的一点，是两者修史、治史的心灵差别。

《史记》是光明、公正、博大、坚贞的，司马迁虽然在身体上失去了男性的功能，可他始终是个不屈不挠保持自我的汉子。他写书时敢于说真话，指出历代皇帝权贵的错误，连当朝的汉武帝都一视同仁。更有甚者，他把西汉王朝创立时的死敌项羽提高到了帝王的身份，和刘邦一样享有“列传”的待遇。

反观《资治通鉴》，开篇从周朝开始，结稿在五代末年，他本人生活在宋朝立国将近百余年的时代了，可半点宋朝的事都不提。

多么的明智，绝不惹半点的麻烦。这是多么的懦弱啊，这本书的本质不是教人怎么当皇帝吗？那么本朝前几位皇帝的得失是最重要的内容，居然为了自己的安危彻底忽略。

如果在生存的前提下，司马光也许没错。可是就不要侮辱司马迁了，两者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人物。一个连真话都不敢讲，两面三刀一辈子的人，根本不配谈历史创作。

毕竟，历史最基本也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