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1159）

那就是宋朝最为人所称道、羡慕的，整个世界截止在蒸汽机发明以前，最昌盛自由的东西——商业。它由宋朝的非官方发起，在中国汉人所创造的正朔朝代里版图最小的地域里，达到了让人无法想像的高度。

像梦一样美丽繁华的东京汴梁城就是证据。

但是它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保持了首都的繁荣，周边的流通，可是另一面也让金山银河从国库的旁边流走，跟国家不发生关系。

为什么不发生关系，就要看是谁在经商，怎样经商。联系到苏轼的话，就是“自均输法实行，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为什么不敢动，是因为均输法虽然没有明说是官办公司，但既然采买，必定出售，一定会和商人们争利润的。

请大家鼓掌，他答对了。可以说苏轼是以一种空前愚蠢的脑子，百分之百的理解了王安石的主张。均输法要做的就是把商人们的利润收归国有，商人们不敢动，正好证明了新法的成功。

有人要说，这不是搞垄断吗？打击自由竞争，这是走历史的回头路，把本己兴旺发达的宋代商业好生生地扼杀。

对，这种也对。只是自由竞争、垄断主义这样的名词是发生在现代社会里的，与之相匹配的是高昂的现代商业税。在宋朝时，不管商业怎样发达，都是相对于其它朝代而言，在主体上它仍然是个农业社会，以农业税为准收缴的商业税，能和它的产出相符合吗？

更何况里面还有猫腻，大商人上多少税，怎样上税，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参考下后来为什么在名义上与商业半点都不粘边的大臣、深宫后院里的皇后、太后、太皇太后们，也都为大商人说话，内幕就太简单了吧。

不收钱谁干活儿。

说到底一句话，王安石们是发现国家的问题，解决问题。而这些大商人和他们背后的同伙们，是发现了国家的问题，享受、利用这些问题！

连载（1160）

苏轼之后，又有苏辙、冯京、谢景温、李常等人不断地攻击均输法，理由千篇一律，不外乎就是扰乱秩序、法术不正。

不知道所谓的秩序是宋朝哪条法律上所规定的，也不知道正确的法术是什么，反正王安石和他的同党们就是不正。

对此神宗没什么好脸色，当着国家的公务员，拿着赵家发的工资，却站在大商人那边说话，这世上还有天理吗？没别的，一个一个的驳斥、赶走，都一边凉快反省去。

截止到这里，还只是些小打小闹，新法实行之后，富弼、司马光、韩琦、文彦博等等久负盛名威力巨大的大佬们还都没登场。也许他们在观望，也许他们在思考，设身处地在当时，处于均输法刚上台的一两个月时间内，没有谁会未卜先知地知道后来这些人的态度。

另一边，宋神宗、王安石等变法人物，他们应该做的就是稳住脚步，借着打压反对派的势头，把均输法推广全国，让每一路都做起来。要让全天下人都看到国库充足的状况，最重要的是，要给人们一个适应期，让他们僵化平稳了100多年的脑子能渐渐地适应改变。

王安石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奏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变法的事，缓变会有利，急做害处多，大家要集思广议，慢慢地来。变法派内部也是这样做的，新法的第二条法令关系重大，它涉及到了国家之本——农业。这是最重大的一件事，一个处理不当，就会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甚至改朝换代。

有多少次改朝换代，都是因为农业垮了，百姓们吃不上饭，才铤而走险，当了暴民。

这项新法名叫“青苗法”，它在史书里大大有名，甚至于成了王安石变法的代名词。要解释它的内容，史书上课本上一个概念接一个概念，一个数字接一个数字，实在烦得很。悄悄地说，我从学校出来后，也有点记不清。

不过要理解，也很容易。说它，必须得跟另一个名词联系起来，那就是盛行于隋唐两代的“常平仓法”。这个法令可以说是一项百分之百为黎民百姓造福的仁政，从哪一点上说，都没有半点的害处。

它是杆国家特设的天平，当丰收时，国家出钱稳定市价收购，防止谷贱伤农；当灾年出现时，国家以低廉的价格卖出，让人民能吃上饭。

注意它的性质，完全是不盈利型的，是一种国办的公益事业。那么问题出现，既然这样好，为什么王安石还要变法呢？

这再次验证了一条真理——世上没有坏事，只有坏人。无论多好的政策，都要看是由谁去实施。历朝历代，国家都由儒家学说统治，虽然有一些奖惩条例，可远远达不到监督的力度。常平仓法再好，也被底下的官员们给败坏了。

这帮人里比较有良知的是私吞了仓里粮，比较有经济头脑的是把仓里的粮拿出来，和奸商们勾结，在灾年时以屯积、提价等手段卖出，发的不是国难财，是人命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