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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生于公元1017年，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原名敦实。因为宋英宗曾经叫赵宗实，所以才改名“敦颐”。

他幼年丧父，五周岁时随母亲投奔舅舅郑向。郑向是龙图阁直学士，有一定的影响。在舅舅地推荐下，他走上了官场。

这种开端决定了他一生的官职走向，永远都只是些小官，甚至被派到广东那种半开化的地区去管犯人。同时也反映出周敦颐本人学识的“高”度。前面所说的王安石三次求见而不得的事，一眼就瞧出真假了，和王安石一样，他也是个自学成材的人，甚至还没有经过科场，自学到彻底……凭什么在王相公面前那样骄傲？

更何况两人只相差四五岁，王安石是少年，他也是少年，求学期间就摆出了大宗师的架子，简直不知所谓。

那么他为什么会变得那样了不起呢？就要看人家学的是什么。从南宋时起，元、明、清、民国甚至现在，一直都有市场，不断被拔高的理学，就由他奠定根基，而根基就要从他对道教的不凡理解说起。

理学又叫道学，虽然道可道，非常道，与老子所创的黄老之说不一样，但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周敦颐教主吸取营养时从来不挑食。他的理论根基《太极图》，就源自于宋初时华山著名的睡神道士陈抟的《无极图》。从那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等理学主张的源头。

号称中兴儒家的人，居然从道家吸取主张，不知所宣扬的“纯”儒、“大”儒、圣人是从何而来的。

话说几十年的钻研之路是枯燥寂寞的，周敦颐的旷世才华并不为人所知。在当时，人们只是知道在合州府有一位小官，政事精绝，决断出众，大事小情的不经他之手，其余的官吏们不敢决断。别的嘛，就泯然众人矣。就这样伟大的生命在一天天地老去，直到有一位有心人悄悄地发现了他的秘密。

南安通判程太中。

一位通判，也就是副市长，级别上算是周敦颐的上司，可对他非常的客气，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他面前郑重拜托，请他教育。这就是程颢、程颐两兄弟后来成为仅次于孔子、孟子，变成儒教第三四位圣人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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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上面这句话不大精确，别人努力一生，是想成为圣人，而程氏兄弟的职业，是教别人怎样成为圣人。这种不可思议的教育事业从他们年青时，比如弟弟程颐24岁时起就开始了。

兄弟两人先后在京城、嵩阳等地讲学，效果怎样不大好说，因为当时的圣人出产量还是不大高的，但是经过他们不断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些成果。他们被上层的领导们知道了，比如文彦博。领导的作用是巨大的，他们的住处、资金、环境都大大地改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非常的痛苦。

他们当官了，以程颐为例，他当年曾自豪地说，自从当了周先生的弟子，每日钻研大道，科场名利之心再也没有了。不过科场还是要下的，不然怎样去教化大臣和皇帝呢？

每个人都有当圣人的权力，我要帮助他们！

程氏兄弟就此进入官场，在变法开始时，哥哥程颢还站在风口浪尖上。好了，变法的前奏就说到这里，该出场的大人物们也简单地介绍这些。下面要进行的是一项非常考验智力的游戏。

请问像北宋这样的大国，国事千头万绪，哪里都是问题。说声改变，要从哪里改？怎样才能在堆积如山的问题中找到那个最合适、最容易见效、也最稳妥的突破点？

这是一个在历代史书里都被忽视了的问题，谁也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变法的顺序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为什么王安石要从均输法开始动手，那与北宋的国情有关，与官场的安稳有关，与那个变法幕后的大秘密大宗旨有关。

说官场，在熙宁二年七月份之前，王安石在官场的支持率不见得就比司马光低。他在变法竞选中，请回忆前面两人所说的天下财物怎样运作的不同意见里，司马光说的是节约，必须节约才能有钱。那是要全体官场勒紧裤腰带，让过惯了舒适奢靡的官员们受罪。

而王安石说的是不加赋而国用足，那意味着连民间再官场，大家都可以保持现有的生活。钱，会由他超凡脱俗，充满了魔力的脑子变出来。这是多么的诱人，全天下都等着他怎样变戏法。

第一项法令就在这种氛围里出台，它完全满足了官场的需要，没损害他们半分的官场收入，同时又让国家的税收成10倍的翻番增涨。可郁闷的是，仍旧有人跳出来声色俱厉地反对，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