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是崇祯九年被削官为民的。崇祯十四年九月，吏部左侍郎出缺，崇祯想起了屡次批评他的刘宗周，对大臣说刘清正敢言，可用也。周延儒借机推荐，于是再一次起用了这位理学大师。刘宗周姜桂之性老而弥辣，人还没到，奏疏先到，义正辞严的劝谏了皇帝一大通。崇祯很不高兴，问周延儒可曾看过刘宗周的奏疏。周答看过，崇祯问：“何如？”机敏的周延儒明白了皇帝的意思回奏说：“其人素有清执之名，就是议论略迂。”周延儒的话很有水平，肯定之中有否定，又以肯定为主。
崇祯带着情绪说：“清执须为朝廷做事，若徒寻好题目，博自己声名，便是假的！朕记得昔人有言‘宁为真士夫，毋为假道学’。”
周延儒回奏：“却非假的，其人苦节已数十年，实是真品。”崇祯想了想说：“如此，尚可做得些事”周延儒跟着说：“尽可做得”，这样崇祯才决定正式起用刘宗周。
八月，第七次出山的刘宗周抵京，一如他以往的风格，上疏言事，讲了六条。都是意识形态领域和制度建设方面，境界层次明显高人一等。
鉴于敌情严重，闰十一月二十九，崇祯在中左门召对群臣，本来是商讨御敌之策并研究督抚人选，意外的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辩。
会议在沉闷的气氛中开始，出席人员有皇上崇祯、全体辅臣、六部都察院、科道等官，算是大明最高决策圈子。兵部先通报了内外战况，特别是清军入寇的情况，无一不是丧师失地，官民损伤，崇祯面色阴沉听着汇报。
御史杨若桥出来推荐西洋人汤若望精于火器，请皇上召见试用，崇祯还未表态。左都御史刘宗周发表了意见，他对杨若桥的建议颇为不屑：“唐宋之前用兵，未闻有火器。自从有了火器，边臣不讲战守屯戍之法，一味倚仗，舍本求末，误专在此。近来失陷许多城池，哪一座缺少火器？再者，我用火器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见河间反为逆奴火器所破乎？”
刘宗周慷慨激昂的说：“国家大计，以法纪为主。大帅跋扈，援师逗留，不予严办奈何反姑息？此乃安危大事未加理会，却津津乐道于火器，为此纷纷无益之举耶？汤若望向年倡说天主邪教，蛊惑人心，堂堂中国，止用小技御敌，岂不贻笑天下!”
崇祯对刘的观点不大认同，说火器还是中国之长技，御奴灭贼不可不仗。崇祯很留心新式武器如西洋炮、炮车、空心敌台等，还亲自给辅臣们讲授如何使用。福建总兵郑芝龙进到制作精良的刀枪，崇祯大加赞叹，展示给众辅臣，重赏了郑芝龙。刘宗周坚信仁义才是天下第一无敌利器，火器不过是奇技淫巧，对于治国平寇毫无大用。
谈到汤若望，刘宗周痛心疾首的说：“汤若望以一夷人，小小伎俩，何益成败之数，朝廷何以予其这等礼遇？把京师首善之书院改为历局供其使用，岂是《春秋》贱夷之义？”刘宗周早就对朝廷给与汤若望的超级礼遇不满，强烈请求把汤若望遣送出国，勿使诳惑国人。
崇祯很不高兴，让刘宗周退回朝班。议题转到行间督抚的去留上。刘宗周又出班启奏，要求先罢免督师范志完。他对各镇的坐拥观望深恶痛绝，之前曾上本力主斩左良玉以肃军纪。这番又恨死了范志完。
闻警以来，范志完成了过街老鼠，刘宗周参他并不出奇，令人震惊的是他旧病复发又对皇帝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十五年来，陛下处分未当，致有今日败局。不追祸始，更弦易辙，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补目前罅漏，非长治之道也。”
崇祯是极度自尊的皇帝，除了自我批评，几乎从不容忍臣下对他的批评，刘宗周这话说的如此直白，把明朝今日的局面定性为败局，而且认为崇祯是第一责任人，全盘否定了皇帝执政十五年来的成绩，这种尖锐严厉的批评前所未有，其胆量实可谓包天。中左门一片沉寂，大臣们屏息凝神，等着崇祯怒发冲冠严惩刘宗周。刘宗周之言其实也是不少人心中所感，不过他们谁敢如此直言。
崇祯勃然变色，十五年来从未有人如此大胆把他说的一无是处，好家伙！大明的全部悲惨竟是拜他这位皇上一手所赐，商纣王、隋炀帝亦不过如此。他双拳紧握捏着关节咯咯作响，暴怒如狂，目光如火，狠狠盯着跪着的刘宗周，就要下旨将其打入诏狱严刑处死。
刘宗周佝偻衰老的身躯宛如飘零的一片黄叶，如此单薄瘦小，而精神力量却如此强悍，在皇帝的暴怒面前毫不畏缩。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崇祯终于强行按捺，一丝一丝的将怒气平息。过了良久道：“前不可追，善后安在？”出乎众臣意料，并没有发怒。
刘宗周铿然回奏：“在陛下开诚布公，公天下为好恶，合国人为用舍，进贤才，开言路，次第与天下更始。”这些建议并不新鲜，都是十几年前他向皇帝进谏过的。崇祯听得耳朵都起了茧子，当下清军入犯他关心的是如何救急，又问：“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国家败坏已极，当如何？”
刘宗周说关键在于得人，宋人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正是今日救时良药。
崇祯微微摇头：“济变之日，先才后守。”刘宗周坚定非常：“前人败坏，皆由贪纵使然；故以济变言，更加要先守后才。”崇祯仍不认可，说：“大将另是一段才干，不是区区有操守的便做得。”刘宗周继续争辩：“他不具论，如范志完操守不谨，大将偏裨无不由贿进，所以三军解体。由此观之，操守为主。”
崇祯是彻底服了，知道再辩论一年也达不成共识，温和的说：“朕已知之。”命刘宗周起来。
大臣们都长出了一口气，为刘宗周的诤直钦佩，更为皇帝今日的气度折服，这场君臣对话似乎就要胜利闭幕，足以载入史册流传千古。
不想，刘宗周意犹未尽，开辟了第二战场，为打入诏狱的姜埰、熊开元辩护，说国朝从无言官下诏狱者，而且援引了黄道周的例子。崇祯不耐烦了起来，道：“道周有学有守，非二臣可比，且黄道周是特恩，何得妄援？”
刘宗周不依不饶，说，朝廷待言官有体，二人纵然有罪，也应当下刑部，如今下到诏狱，于国体有伤。
崇祯终于生气了：“刑部锦衣卫皆是刑官，何公何私？且治罪一两个言官，伤了什么国体！”
刘宗周毫不畏惧，抗言道：“锦衣，膏粱子弟，何知礼义，不过听寺人（太监）驱使。”明显的表现出了对皇帝视为心腹的厂卫的鄙视。
崇祯被激得大怒：“如此偏党，岂堪宪职？”
皇帝发怒，刘宗周更见精神，毅然道：“皇上即加臣斧钺之罪，亦不敢辞。”摆出一副英勇就义的架势，绝不退让半步。君臣互不相让，陷入僵局，一名大臣出班启奏说熊开元的奏疏必有主使，可能就是刘宗周，不然他为何如此执着为其开脱。这正说中了崇祯的疑窦，眼中寒光大盛。佥都御史金光辰见刘宗周要遭大祸，急忙出来解释，被崇祯厉声呵斥，与刘宗周一起被赶出门外候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