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同时期的重臣相比，杨嗣昌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是高明的战略家，能灵敏的预见社会走向，洞察时局的主要矛盾，并提出合乎实际的应对策略。

泰昌元年（1620年），明朝社会矛盾已经开始激化，但天下尚未大乱，当年淮北、江浙地区天灾歉收，米价昂贵，官府依旧催收税粮，导致民心不稳，很多人不以为事，户部任郎中杨嗣昌从中看出了大问题，忧心忡忡的提醒皇帝：“今日百姓尚知讨贼，尚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己作贼，谁为我皇上催科者？”

后来果如其言。

十八年之后的崇祯十年，明朝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已经岌岌可危。杨嗣昌提出了安内攘外的三大方针，这是当时挽回危局的唯一可行方案，惜乎崇祯庙算不定，受清流势力压迫中途退缩，在议和问题上未能给以杨嗣昌明确坚定的支持，导致杨的全盘计划被打破，清军大举入犯，其朝思暮想的三年喘息终未能实现，明朝再次遭遇两面受敌的窘境，由戊寅之变更引发一系列可怕的连锁反应，明帝国本已摇摇欲坠的大厦就这样呼啦啦倒了下去。

《明史》在谈到杨嗣昌时，认为是其“功罪淆于爱憎，机宜失于遥制”导致了失败，强调了其不善于驾驭和不懂军事的因素，而在最后说“当时时势实难，非命世材，固罔知攸济也”，又突出了大环境的制约作用。

诚然，杨嗣昌不是诸葛亮式的命世之才，他的失败除了其自身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当时明朝的纪纲败坏，这是其功败垂成的首要原因。

在一个制度健全有效的环境中，无论是左良玉还是贺人龙，也不论杨嗣昌对他们的安排公道也好不公道也好，杨嗣昌代表皇帝、代表朝廷，他的命令左贺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如果阳奉阴违，就必须受到严惩。而事实是，左贺因个人欲望未得到充分满足，对杨嗣昌心生怨恨，进而利用手中掌握的兵权进行报复，置朝廷利益于不顾，使得剿局大坏，而杨嗣昌和崇祯竟然毫无办法。国家法纪荡然到如此地步，焉能不败？

军事才能是杨嗣昌的短板。尽管他历任巡抚、总督、兵部尚书，但缺乏实际的军事经验，谈不上知兵善战。戊寅之变中负责指挥全盘军事，在兵力的调配输送、前线给养的供应保障等方面不尽如人意处甚多，要不是左良玉坚持己见，确实也没有玛瑙山之捷。他为人精细，每个细节都要亲自把关，事必躬亲，失于琐碎，对各部队的指示不断。将领们都在数百里之外，文书往返，动辄旬月，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往往坐失事机。

蒋介石指挥战斗，经常在千里之外打电话直接到师团长，要求按他的命令作战，结果鲜有不失败的，与杨嗣昌庶几近矣。

杨嗣昌身上的文人气质极浓。为官之后，曾与儿子山松言道：“人生时间，在山水诗文上著脚，便自不俗。吾功名事业托赖天公，所不能忘情者此道也。”念念不忘词章诗赋。年轻时他曾到四川担任过考官，深为奇丽的蜀中风景陶醉。最后带兵入川，故地重游，舟行马过，都是历代诗人出产品之地，在军务倥偬之际，流连山水，犹不忘吟诗作赋。

文人气息浓厚的杨嗣昌，不免有迂腐之举。入川其间，天逢大旱，杨嗣昌别出心裁，在军中开讲《华严经》来祈雨，被数千里之外的北京官员攻击为戎服讲经，等同于南朝亡国的梁元帝在西魏军进犯之际仍然身着戎服讲授《道德经》，断言杨嗣昌必败无疑。

其人为官清廉，为高官数年，俸银除了基本生活开销，大部分都买了书籍或花钱刻印他的奏疏文集（自费），家无余财，督师出京，还要向朝廷借钱才能成行。这在一个七八品的小官动辄贪腐数亿的今天简直无法想象。

杨鹤、杨嗣昌父子为人都很正派，不同的是杨鹤宽厚平和，杨嗣昌性情急躁，杨嗣昌曾自豪的声称他家有两件干净处：一是手头干净，无有孔方；二是心肠干净，无欲害人。

杨嗣昌做了督师辅臣之后，常德地方引以为荣，要给他建一座石牌坊，以示荣耀，这本不出格，如今中国各地还有遗存很多此类石坊，但杨嗣昌坚决不许，命地方官将此笔经费改建二条石桅杆，以消除水患。

杨嗣昌是一个悲剧人物。从夺情起复踏入北京城那一步起，就不断遭受非议和弹劾，每日顶着屎盆子和刀刃子给国家办事，尽管有崇祯鼎力维护，还是步步凶险，承受着如山重压。加剿饷，人们骂他坑害百姓；主议和，言官攻其通敌卖国；剿献曹，大臣斥其劳师糜饷，总之做什么都是错，都有罪，都是大罪死罪。攻击他的人有些是出于政见不同，更有些人是嫉妒其一日飞升，位高权重，皇帝宠任，巴不得杨嗣昌立时一跤跌死。杨嗣昌战战兢兢感叹： “世情险恶，波撼多端，举天下有一半人寻我破绽不可得”。

他的二儿子考秀才，不但他本人不和任何方面打招呼，而且再三叮嘱儿子不许找地方官央求，告诫说：“此不但关我名节，即是儿之身家性命所系。”

活得如此小心谨慎、操心万苦，当官的乐趣又有几何？

宦海沉浮三十年，官位越做越大，杨嗣昌却并不如何快乐，时时露出抽身归隐之意。与友人言李纯元言：“尔时角巾归第，取道江乡，吾兄当不闭门下楗，愿征檀板清歌。”内心向往一种轻松自在的闲适生活。

又与他的族叔杨鹭说道：“仕宦之道如饮酒，适兴而已。要是喝的大醉，就很无聊，不如只喝半席为妙。如今他已喝过半席，想退而主人（崇祯）不许，不能伪醉而逃，必至醉死无疑矣”。流露出身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

杨嗣昌是崇祯唯一可以深度信任的重臣。对于崇祯，杨嗣昌始终怀着深深的知遇感激之情，与儿子讲：“天恩隆重，我此身恐报答不尽”，捐靡顶踵为崇祯竭尽犬马之劳，最后竟以身殉。

杨嗣昌的悲剧，不仅在于费尽苦心后的功败垂成，更在于不惜自身祸福名节为国家大局所做的一切却都被视为是误国之举。杨嗣昌是孤独的，为了挽救危亡，只有他一人拉下脸来当恶人，不惜背负骂名；杨嗣昌是悲苦的，明知自己的主张正确，不得不屈从于皇帝；杨嗣昌又是枯燥的，整日忙于公务，连早年间的作诗爱好也基本戒绝，工作占据了他的全部生活。

杨嗣昌死后，明朝迅速崩溃。三年后崇祯煤山自缢，明朝亡国。历朝灭亡，都有罪魁祸首，崇祯死的可怜，他不认为自己是亡国之君，大家也不认为，那么没有昏君；崇祯不好女色，不存在后宫干政，也没有女祸；那就必然是奸臣亡国。经过挑选过滤，杨嗣昌入选了，他位高权重深受宠任，主议和、征剿饷练饷、讨贼无功这些足够大奸臣条件。

成了奸臣自然就是坏事做绝、陷害忠良，于是卢象升之死也是杨嗣昌陷害，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满清坐了天下，杨嗣昌是与其为敌之人，乐得将错就错，稀里糊涂，将杨嗣昌弄得云山雾罩、真真假假，定性为祸国奸臣，流传至今。杨嗣昌疯狂镇压农民军是其阶级本性决定，无疑是反动的，能力有限也称不上是命世之才，但其一生为行将就木的朱明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这一点上和“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的诸葛亮并无二致。

中国的史书极为推崇命世之才，认为有了命世之才才能辅佐命世之主平定天下、济世安民，可是命世之才本就稀少，其中被埋没的又是十之八九。大多时候，占据命世之才位置的不是假货就是成色不足。正如元人所谓：“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飞熊”。

关于杨嗣昌，还有一段流传甚广的公案。说的是杨嗣昌驻节重庆之时，悬赏捉拿张献忠，榜文上写：“能生擒张献忠来献者，赏银万两”。三日之后，在杨的行营衙门发现很多传单，上写：“有斩杨嗣昌来献者，赏银三钱。”杨嗣昌大惊失色，怀疑身边左右都是农民军的奸细。

这个故事充分刻画了杨嗣昌的狂妄无能的丑恶嘴脸和农民军英勇无畏的革命豪情，但真实性值得商榷。

杨嗣昌身后留下了洋洋百万言的诗文奏疏集，对其入川出川的行程记载甚详，入川后先至巫山，崇祯十三年十月二十七再由梁山经大竹、广安、岳池至顺庆（今南充），之后久驻顺庆，第二年正月初六，由顺庆出川，其间并无驻节重庆的记录。

张献忠成功出川，是最后的胜利者，但被官军紧紧追赶，部队只剩下千余人，岂有余力与闲暇潜入杨嗣昌行营张贴如许告示？如有这个本事，又何须被追得四处逃窜？一刀结果了杨嗣昌岂不更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