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作战的援守部队比往日并未减少，每年的军饷数倍于以前，保卫战争却又一次惨败，杨嗣昌分析了原因，得出结论：“一言以蔽之，法不行耳”，崇祯深表赞同，这正是他一贯的看法，杨嗣昌又一次与他不谋而合。

兵科给事中张缙彦奏请严厉追究失事文武的责任，崇祯立命杨嗣昌全权主持戊寅之役的责任追究工作，并定下“不纵不枉”的原则，杨嗣昌明白皇帝的意思和个性，说是“不纵不枉”，重点在“不纵”，就是宁可错杀也不可放过，马上开始照办。

戊寅之变，是清军第三次入犯北京，都是熟悉的套路和味道，明人并不陌生。但为害一次比一次猛烈，明廷一次比一次狼狈。己巳之变，袁崇焕在北京好歹还两挫金军，孙承宗收复四城斩级三千余，杀得阿敏狼狈而逃。戊寅之变，明军的战绩乏善可陈，历经十年却更加虚弱。明朝的力量十年中没有增强，还有削弱，清朝则吞并了漠南蒙古，收降了皮岛四顺，势力大增，此消彼长，胜负不言自明。

明朝的失败还是在于老问题—没有一支可以和清朝争锋决战的强大的野战部队，拥兵百万，精兵无几。从辽东战争开始，二十年来，明朝都没有有效解决这个关键的问题，而且明军屡战屡败之后，各镇兵马对清军产生了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一旦形成，非短期内可以扭转，在此作用之下，明军各镇更不敢与之交锋，就算人多也无济于事。由此决定了在清军不出现重大破绽的情况下，明军只能采取防御态势，战斗的主动权掌握在清军手中，所到之处都是牵着明军的鼻子走，袁崇焕的困境依旧重现。在战争早期，明军的火炮占有压倒优势，曾予敌军大量杀伤，皇太极不惜代价发展火炮技术，经过数年，也建成了专门的火炮部队，明军的这一传统优势大大缩小。

清方的最高指挥是皇太极，前敌指挥是左右路军的统帅岳托、杜度、多尔衮，明方的最高tongshuai是崇祯、杨嗣昌，前敌指挥是卢象升、孙传庭、高起潜。

清军入犯，明朝不能城下而盟，只能军事应对，这是朝野共识，但如何应对，看法不一。杨嗣昌、高起潜、孙传庭是主守派，都认为以明军的实力不能与清军硬杀，只能防御，但又各有不同。杨嗣昌主张坚壁清野，对清军开展夜袭骚扰，对夜袭骚扰的效果达到了迷信的程度，后来连崇祯都觉得不可能。杨嗣昌策略基本上是消极防御。

孙传庭则断定明朝兵将恇怯无能，非一日所致，更非一日所能振起。在现有的条件下，不能对各镇求之过高、逼之过严，如是只能适得其反，必生大祸。他是典型的精兵主义者，认为明军不胜，不是因为兵少，而是精兵少。以他的标准，现有的部队精锐不过十之二三，就算天下第一劲旅关宁军也不例外，而他只要有胜兵二三万就可以与敌周旋。孙的策略是他、卢象升、高起潜各挑选精兵数千，互为犄角，保证可以随时支援。他们随敌转战，其余数万兵马分配到战区各城，协助地方守城。如此有两大好处，既增强了战区地方的防御力量，又减轻了大军聚在一起的给养负担。卢象升的失败恰恰在于，他的部队始终落在清军之后，地方州县得不到援军的实际增援，相继失陷。

至于如何有效击破敌军，孙传庭认为不能性急，只能耐心等待，只有在清军不再集中，阵型出现明显破绽之时，明军才能勇于出击大破之。孙传庭的战略是积极防御战略，比杨嗣昌的要高明。

在如何有效阻击出口清军的问题上，孙传庭力主专用步兵，借助山口狭窄险要的地利，以弓箭、闷棍、小型火器攻击敌军，也体现了其人的高超计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针对清军铁骑厉害，洪承畴带着最精锐的左光先、马科两名总兵带着万余精骑而来，准备以骑兵对骑兵，等到了长城沿线才发觉地形根本不适宜骑兵冲突，“亨老毕竟不及白老”正好得到了印证。

孙传庭承认清军厉害，但并不觉得其不可战胜，战争失败主要是由于明军精锐无多，他节制的兵马大多不是他亲手带出来的部队。只要假以时日，给他以足够的事权，完全可以转弱为强，与敌抗衡。

卢象升则是力主聚集明军数万主力，与清军痛痛快快的合兵大战一决胜负，这是他一贯的风格和个性特征。但是以当时的实际情况，这种战法风险很大，极可能的结果是如同永定门外的满桂，对清军造成大量杀伤，明军则是全军覆没。对此，杨嗣昌、高起潜都强烈反对。

崇祯是最高桶帅，一言九鼎，但他又犯了犹豫不定的毛病。从感情上他强烈支持卢象升，迫切希望看到清� 尸横遍野的喜庆场面，理智又告诉他这可能是一厢情愿。惩于祖大寿东溃的阴影，崇祯没有把四万关宁军交给卢象升，而是交给高起潜，这就埋下了卢象升悲剧的种子。卢象升、高起潜不和，分兵而下，卢的军队越来越少，压力越来越大，最后战死殉国，明朝损失了一根擎天柱，可以说是崇祯调度无方害死了卢象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