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宽的家主祖大寿是明朝武将之魁，从崇祯元年升任总兵起，已历经十二年，是勤王入卫的专业户，也是目前为止清军入犯北京的全部见证者，堪称活化石。己巳之变中的引噪东溃令他名扬天下，崇祯磔死袁崇焕，却没有动祖大寿分毫，大凌河出降，崇祯也是装糊涂不予深究，祖大寿成了辽东的擎天柱。崇祯几次召其陛见，祖大寿都不去，害怕成了袁崇焕第二。本次入援，高起潜也不敢用祖大寿南下驱剿，将其留在天津，托名遮障陵京。直到战争进入尾声，才北上青山口亮了下相，杨嗣昌这次定案，也只是夸了祖大寿几句，并未处罚。
早先被崇祯严令立斩军前的保定总兵刘光祚被孙传庭关在武清监狱，三月被解拿进京，如此长的时间给了刘光祚活动的充分余地。为了保命，他暗中筹集巨款在在京活动，打通了真保总监方正化、分监陈镇夷的关节，最后得以不死，因祸得福保住了性命，人生就是如此奇妙。
济南的德王朱由枢是当今皇上的远方兄弟，被清军俘获带到关外，时刻想着回家。偷偷派心腹宦官王朝进带着他的亲笔信，从海路经广宁来到北京面见崇祯，哭诉被俘经过及在关外的种种苦情，哀求崇祯念在同宗之情将他赎回。崇祯有些犹豫，动了怜悯之心。可是广东道御史汪承诏不干了，痛骂德王苟且偷生，太不要脸，活活给大明丢人。要求立即把书信烧毁，以免外传出去造成恶劣影响，并将王朝进发配远恶地方监禁起来。至于德王呢，决不能一时心软将其赎回，那样大明的颜面何存？要是皇上实在心疼德王，可以另外派人量带其生活所需之物前去慰问，告知他德王之位后继有人，王爷可以放心优游塞外，以终天年，如此足以昭示天恩。崇祯点头称是，德王不但自己没回来最终老死塞外，还搭上个王朝进。
山东巡抚颜继祖二月被逮治，他觉得无比冤枉。是兵部一再严命他死守德州，不得移动半步，本人几次请求回防济南都被制止，如今却要治他失守济南之罪。颜继祖无法理解，无比寒心，申辩说：“臣兵少力弱，不敢居守德之功，不敢不分失济之罪。请以爵禄还朝廷，以骸骨还父母”字字血、声声泪，他对朝廷的无情无赖彻底无语了。如果颜继祖老老实实把罪名都包揽下来，可能还有一线生机，他这句话带有怨气的话激怒了崇祯，坚决将其定为死刑。
顺天巡抚陈祖苞早早的在狱中服毒自尽，免了这一刀之苦。崇祯却痛恨陈祖苞偷奸耍滑，不敢接受朝廷大法，偷偷的去向阎王爷报到。老子死了没办法再惩处，拿儿子出气，将其子翰林院编修陈之遴革去功名，永不录用。陈之遴在明朝难以出头，清军入关后立马降清，做了大学士，比他爹的官还大。
还有那位挥斥方遒的赞画杨廷麟也在追究之列，在亲身体验了真实的战争之后，杨翰林沧桑了许多，再不如以前那么慷慨激越了，变得沉默寡言。杨嗣昌带着教训的语气做了评价：“杨廷麟本慷慨忧时之士，凭揣摩失实之谈，行间利害岂曾谙习？若必责书生以退敌，课入幕以虏功，则兵柄非其所专，即有奇亦难自出，臣等勿容苛也”，念其一介书生纸上谈兵，宽大处理不予追究，算是免费实习。
最后是两位牺牲的总督卢象升、吴阿衡。杨嗣昌认为卢象升虽有一往无前之锐气，但并不深刻了解战场形势，未免轻疏。提师真保，所向无功，诸城残破一筹莫展。但“以闻忧候代之人，忽做卷甲勤王之事，兴怀感慨，直受命而不辞；揣力艰难，卒捐躯而矢报，忠烈难泯”。高度评价了卢象升的忠烈大节。
杨嗣昌和吴阿衡私交不错，吴阿衡好色之名远近闻名，杨嗣昌曾私下劝其要毅然割舍闺阁中物。这回吴阿衡疏于防范，致敌入侵，罪责难逃，杨嗣昌认为其最后战死疆场，以身赎罪一了百了，不再追论。“吴阿衡为失火之人，卢象升为救火之人，二人功罪原自不同”。
吴阿衡是一个讲究生活享受的人，在他的崇高位置上，得以运用手中掌握的资源纵情潇洒，生活奢靡，把食色的两大生理享受推向极致，从此意义而言，他没有白活。这种大官古今中外，不是少数。
对于继任督师孙传庭，杨嗣昌严格按照崇祯的八字口径“躲闪虚恢，全无调度”定案后，也客观实际的对孙传庭苦撑残局，督军力战作了肯定，承认其所承残局，难以大展拳脚。
已被革职的原内阁首辅督察刘宇亮，杨嗣昌也说了两句，“一出春明，贾庄先溃；徐往临德，济郡随危”，刘督察成了扫帚星，走到哪里，哪里遭殃。刘宇亮是阎锡山所说的“做甚不务甚”的典型，干什么事都是敷衍了事。皇帝命他巡查九门，本是极其重要之事，刘宇亮一天就干完，都是走马观花，草草带过。这种人能青云直上做到首辅，又何止孙传庭最后所哀叹的“行间文武之不幸”，乃是整个大明国之不幸。
杨嗣昌这位最主要的责任人，在屡次请死请罪之后，皇帝给了戴罪视事的处分，但崇祯十二年六月，借吏部上报河南湖广剿寇战功的机会，崇祯给辅臣们加恩封赏，顺手将其官复原职。有权的人就是任性。
崇祯十二年八月初五，中秋时节，金风送爽，正是杀人的好时节。三十二名文武官员在北京西市同日处斩，这些人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得以同年同月同日死。文官有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及地方知府知州知县十余名。武官有总兵四人，山东总兵倪宠、中协总兵陈国威、援剿总兵祖宽，督师卢象升的中军副将李重镇及副将以下多人。蓟州西协总兵吴国俊则早在三月就被处死。稀罕的是还有两名权势显赫的太监，那位官屠蓟州总监邓希诏及分监孙茂霖。邓希诏饮了百杯，终于未能长命百岁。
崇祯极其罕见的对每个人都亲笔写了长长的判词，放在一个红色的木匣子内，由宦官逐一对每个人高声诵读，如此待遇，说明皇帝对这些死臣是何等的愤怒。
三十二人中，有些人低头无语，有些人仰目看天，有些人失魂落魄，可有武将如祖宽等却肆口大骂，直接骂皇上，临死之际，声嘶力竭，嗓门也比平日大了数分，骂声传出好远，沿街看热闹的百姓清晰入耳，他们兴高采烈，今日可算开了天眼，不但瞧到这么多大官被杀头的壮观场面，而且听到皇上和朝廷的不少秘闻，这可是千载难逢的盛事，大明朝二百多年能赶得上几回？
武夫口中都是粗鄙俚语，极其无状，这在明朝是从未有过之事，就是在整个王朝时代也极其罕见。“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一条政治伦理，袁崇焕天大的冤屈也只能引颈受戮，无一字叫屈。如今这些大臣临死之际大骂皇帝，说明其何等的不服和愤怒。他在诅咒皇帝，诅咒这个万恶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