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奔赴河西务途中，圣旨传到：“命督察总督立将刘光祚军前正法”，这是刘宇亮的奏疏起了作用，除此之外，兵部还指责刘光祚在高起潜于浑河作战之时不能接应。济南收复之后，孙传庭与高起潜分路北上，东西远隔数百里，二十余日声息不闻，高起潜在浑河作战，刘光祚岂能得知，就算得知，又岂能飞越数百里前去接应？反正是破鼓众人擂了。

刘光祚出身榆林将门，本是秀才，后来弃文从武，先任榆林游击。崇祯三年奉诏勤王，与何可纲等在滦州作战有功，升为汾州府（今山西汾阳）参将，之后一直在山西与农民军作战颇有战功。崇祯十一年刚升为保定总兵，清军入犯保定刘光祚坚守城池不破，孙传庭到了保定就划归其节制。其人虽无特别英勇之处，也还勤勤恳恳，实心任事，孙传庭对其印象不错。

圣旨命将刘光祚军前正法，执行起来并不困难，但孙传庭不忍，倒不是他不敢杀人，而是觉得刘光祚如果这样被正法，阎王爷都觉得太冤！

黄花店之战，是清军狡猾未上钩进入明军的伏击，并非诸将恇怯不战，刘宇亮立功心切，大发脾气，参劾诸将，偏偏把最敦厚恭谨的刘光祚作为典型。崇祯正在气头之上，当即大笔一挥，命将其军前正法，人善被人欺莫此为甚。

孙传庭军法严厉杀人如麻，思前想后还是下不了手杀无辜之人，最后把刘光祚关进武清监狱，同时上本为其澄清求情，候旨处理。

战局到此已是收尾。清军蹂躏冀鲁杀人越货，千车万乘硕果累累，除了金银布帛，还裹挟了十数万人口，尤其是年轻妇女，已经达到了杨嗣昌、高起潜等所说的“劫掠已饱”的状态，基本上不再攻打城池，中心任务就是把这些战斗成果安全搬运回关外。夹带了如此多的战利品，清军已不能再如进边之时的轻便，骑兵的机动性也大大降低，给了明军相机伏击的可能性。

崇祯恨得清军牙痒痒，一再下旨要大加惩创，杨嗣昌秉承圣旨通令各军“争到头一着”，利用清军裹挟大量辎重的弱点，在其出口之际予以痛击。为了贯彻中央指示，孙传庭召集刘宇亮、高起潜、陈新甲、阎思印、刘元斌、祖大寿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在清军出口之际如何阻击的问题，众多总兵中仅有祖大寿一人得以参会，可见其身份地位。

孙传庭先发言“敌军已过蓟州，必然闯口而出，我兵在后尾追，难以取胜，只可在敌军之后稍设疑兵，以大军抢在敌军之前，在东协、中协两协山口预设埋伏，待其来到合力击之，到头之着，庶几有当”孙传庭的策略是用兵的常理，同时结合了清军的特点，应该说是一个可行之计。

高起潜则有他的一套，道“我兵如尽出敌前，粮草难以接济。且敌谋最狡，万一转回西协，尤属不便”，主张孙传庭和陈新甲、阎思印、刘元斌领兵抄前堵截清军，他统关辽兵马及刘泽清、刘复戎、吴襄所部在后驱剿。高起潜还是不愿与清军对阵，仍是他一路尾追的老办法。

孙传庭指挥不了高起潜，官最大的首辅督察刘宇亮沉默不语，明军又一分为二。孙传庭只得独自抄前，由蓟州出发北进，薄暮时分到了遵化以西六十里的石门驿，匆匆吃过晚饭，又往前进，十五日丑时进抵遵化，发银子给知县，命其筹措五天的粮草。集合各镇兵马，在遵化城南操练步战，准备与清军大战。

二月十七对于首辅督察刘宇亮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日子，本日他接到严旨，痛斥他先参劾各镇恇怯、刘光祚尤为庸碌，后又给各镇请功，前后矛盾，督察百日，碌碌无为，著革去首辅，命九卿科道看议。刘中堂又如同当日惊闻卢象升兵溃之时一般，面无人色，险些瘫倒在地。

本日，新任顺天巡抚杨绳武报告清军向东移动，次日，孙传庭奔赴三屯营准备阻击。天降大雨仍然严督诸军雨中操练，以火器当先，弓箭继后，闷棍居中，循环联络，呼吸相应，因敌变化，滚滚向前，大雨之中，倒也颇有气势。大同游击兰应魁列队稍有错乱，孙传庭立即处以军法。当天清军前哨已至沙河驿，离冷口不远。孙传庭急发王朴、杨国柱、和应诏等驰赴建昌，他和曹变蛟提兵继进，并移会陈新甲、阎思印、刘元斌一齐统兵前来合击。兵力最厚的高起潜他是指挥不了。

二十日，孙传庭督各镇兵疾行一百二十里驰赴建昌，第二天上午陈新甲亦至。

清军夹带大批人口财物撤退，机动性大降，害怕遭到明军利用有利地形阻击，故布疑阵，迷惑对方，在青山口出了又进，进了又出。并且突然南折开平，往山海关方向移动，引起明廷一阵惊慌，严令各部驰赴关门援剿。

二十二日，戴罪看议的刘宇亮给孙传庭写信命他兼顾建昌冷口和山海关，并说高起潜大获全胜，孙传庭竟无一捷，真是“恬不知耻，自甘顽钝”。孙传庭气的七窍生烟，旁边的陈新甲也看不过去，怫然道“刘中堂已然谢事，兀自干预军事，不知是何人恬不知耻？”

在兵部严命之下，二十四日，孙传庭提兵准备由迁安一带驱剿奔往山海关的清军，刚要出发，副将汪翥报称：冷口边外出现大批敌军，不久，喜峰口方向冒起狼烟，传递敌军进犯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