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寇，奇变横生，朝廷需要一名帅才抗敌御辱，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似乎都可以，但朝野一致认为卢象升是最佳人选，崇祯几乎是未加思索就命卢象升夺情督师。卢象升的孝子当不成了，素以自命的忠孝本怀缺了一半，心情很糟。国难当头，忠还在孝先，君命如天，责无旁贷，卢象升大有放眼天下，舍我其谁的豪情。

卢象升进京督师，成为皇帝以下最光芒耀眼的人物，武英殿上，为了等待他的到来，大臣们都不能下朝，如此体统，举朝罕有，或多或少助长了其人的自负之心。因此，在崇祯征询其方略之时，卢象升决然主战，以特意表明他与杨嗣昌等人主和之柔靡误国迥然不同，而所谓杨嗣昌的主和他也是得自于道路所闻。

崇祯见卢象升慷慨主战，内心自然很高兴，但又觉得他有几分轻率，特意提醒他与清军作战和剿灭流寇不同，“出奇制胜，务万完全”，要他与杨嗣昌、高起潜细商，撂下这么一句高深玄妙的口谕，皇帝转身走了。

高卢二人，互不相下，性格迥异，卢象升阳刚，高起潜阴柔，而且高起潜暗中嫉妒卢象升的大出风头，二人对形势的看法和作战方略大相径庭。高起潜在辽东十余年，对明清两军的真实情况和长短优劣知之甚详，领兵入援也非首次，对于清军入犯，他的办法就是避而不战，保存实力，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与清军主力野战交锋。而卢象升力主集结数万大军，与清军决战，大杀大砍，一决雌雄，高起潜坚决反对。杨嗣昌当过关内道和山永巡抚，参加过大凌河之战的援军调度，看法和高起潜类似，只是不像高起潜一样一门心思避战，他主张不与清军正面决战，那样风险太大，只能采取坚壁清野和夜袭骚扰的办法，其进无所获，自会遁去。

在当时军事实力对比之下，杨嗣昌的办法虽然窝囊，但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打仗也是一样，是靠冷冰冰赤裸裸的的实力说话，激情热血能鼓舞士气，但左右不了疆场胜负。

卢象升性格豪爽，不惜性命，敢于冒险，在他和农民军数年作战中，总是以数千精骑迎战数万农民军，以寡击众，万马营中，一骑当先，摧锋陷阵，杀得敌军落荒而逃。他喜欢这种大杀大砍、痛快淋漓的感觉。他的威名是在剿灭农民军的战斗中树立起来的，对流贼的作战特点了然于胸，但从未与清军交过手，在宣大总督任上三年，清人得到了开市的利益，没有进犯宣大。卢象升对清军的了解停留在纸上口中，缺乏深入透彻的认识，对其强大的野战实力估计不足，直观的以为鞑子兵纵然比流贼厉害，也厉害的有限，名震天下的高迎祥都是他手下败将，女真鞑子又有何惧哉？

既然不能决战，只好夜袭，卢象升挑选了十五之夜，遭到了高起潜的讥讽。高起潜的话虽然刻薄，但并非全无道理，夜袭是要打敌人措手不及，一般都在月黑风高之夜，十五之夜如果不是阴天，月亮都是又圆又大，夜袭部队早早就被敌人发现，何以出奇制胜？

除了月夜下蔡州之争，高起潜又插手关宁之外的军队，把负责指挥孙堠夜袭的陈国威调走，导致战斗失败。卢象升气急，坚决要和高起潜分兵，经过杨嗣昌的调解，二人各自指挥本部人马，宣大三镇人马比关宁军少，杨嗣昌又给卢象升增加了一些部队，使得二人指挥的部队数量基本持平，各在四万上下。

清军在北京郊外盘旋了一月，明朝重兵云集，清军无可乘之机，掉头南下，攻掠京南州县。

这又给明廷出了难题，北京暂时是安全了，可是如何对付南下清军，保境安民？经过权衡研判，明廷决定以京师为重，兼顾京外，留相当数量的部队拱卫京师，以防清军再从长城杀入，再以大军南下驱剿。

南下驱剿自然非卢象升莫属，杨嗣昌知道他和高起潜不和，特意征询其本人意见，卢象升先表示愿意一人独剿，后来又觉得独力难任，还是同意和高起潜二人夹剿。此刻，卢象升已经发现清军远非流贼可比，已有独木难支之感。

离京南下，由涿州而保定，由保定而真定，由真定而顺德，驰骋千里，卢象升又回到了当年人不卸甲、马不停蹄的奔命生涯，但是心境却有天壤之别。中原剿寇，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朝廷一个嘉奖接着一个嘉奖，所到之处，州县官民视作救星、敬为父母，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将士士气高昂，唯敌是求；如今一样的辛苦驱驰，却徒劳无功，罕有胜绩，眼看着一座座城池失陷，毫无办法。沿途州县，闭门不纳，视若仇敌，皇帝申饬、言官弹劾、军心涣散，士气低迷。忠勇奋发、百战百胜的卢象升突然成了恇怯观望的无能之辈。崇祯重加惩治的警告接连不断，杨嗣昌也一再催促让他拿出像样的战绩来兑现他当初的豪言壮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