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阿衡上了马，冷风一吹，酒醒了几分，他虽然沉湎酒色，但对国家一片忠心，急率三千标兵，往清军入口之处杀了过去。行出六七十里，与清军大队相遇，两军一阵厮杀，吴阿衡抵挡不住，率数百家丁败入墙子岭下的一座堡城，被清军围困。
皇太极得知右路军已突入长城，亲统一军攻打明辽东山海关守军，以牵制明军，策应进犯明朝的大军，命汉将石廷柱、马光远携带火炮先行，三顺王随驾前往。
戊戌，左路军多尔衮、豪格也从青山口突入，与右路军相距三百里，两路军呼啸南下，明朝大震，人心惶惶，竟然出现了崇祯已死的流言。
皇太极来到中左所，守军是祖大寿的部队，见清军来攻，立即退入城内。皇太极又给祖大寿写信，依旧包含热情，宛如问候多年不见的老友 ，又好似热恋中情侣，急于相见：“凌河一会，今已数载…朕不惮辛苦而来，惟将军出城一面是所愿也，至于去留之计，惟将军是听，朕终不相强。试思将军之身犹此身也。若曩则释之，今乃诱而留之，何以取信于天下乎？”皇太极话说得很漂亮也很大气，完全是自由恋爱你情我愿，绝不霸王硬上弓，居然连“将军之身犹此身也”如此肉麻的话也抛了出来。
书信射进城去，不见动静，几天后，皇太极又修书一封，重申了他绝不强迫的态度。接下来皇太极对祖大寿的感情上升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年近半百的赳赳武夫祖总兵居然进入到了大清皇帝梦里：“朕之梦寐亦时与将军相会，未识将军愿见与否？”对祖大寿如此痴情的皇太极，提出了二人效仿刘关张桃园结义，也结为异姓兄弟，他愿尊祖大寿为大哥。
在皇太极对祖大寿纠缠不休之时，祖大寿已经奉命随高起潜入关勤王去了。
清军进了墙子岭，并没有立即南下，而是安营扎寨集中在一起，全力围攻墙子岭口内的明军，尤其是逃入堡城的蓟辽总督吴阿衡。
在九边防御工事中，镇城最大最坚固守卫最严，路城次之，堡城最小，仅比城墙上的墩台稍大。墙子岭堡城是第三级的防御城池，弹丸之地，难以防守。吴阿衡的三千标兵被清军杀散，身边仅有数百亲军，和堡城内的守军合兵一处，凭城死守。清军得知总督在内，围得铁桶相似，摆出要生擒吴阿衡的架势，堡内明军无法突围，唯一的生路是能有援军解围。
在兵部严令之下，蓟州部队却对总督的安危并不如何着急。墙子岭属于西协四路（墙子岭、曹家寨、古北口、石塘岭），是吴国俊的直属防区。吴国俊率部进至离墙子岭十三里的恶谷岭扎营，听得清军势大，不敢迎战，向西后退七十里到了石匣。虽经兵部尚书杨嗣昌派差官持其手札和兵部令箭严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吴国俊就是坚守石匣不出。
墙子岭东边是中协四路马兰峪、松棚峪、喜峰口、太平寨，马兰峪就是京剧《连环套》中黄天霸所唱“保镖路过马兰关”的马兰关。马兰峪与墙子岭相连，有数处山谷相通，救援极为方便。可是顺天巡抚陈祖苞向兵部汇报，清军已经窥视马兰峪，中协总兵陈国威不宜轻动，而且把已经进入西协的苗有才、刘逵两部调回中协。至于奉调东援的东协山海关总兵侯拱极更是毫无音讯。
外援既绝，吴阿衡被困孤城，虽然饮了百杯但在杀声震天当中也早已醒了，兀自督率官兵殊死抵抗，期盼援军来救，望眼欲穿却毫无动静。到了第七日，弹尽援绝，堡城失陷，守军全体阵亡，吴阿衡壮烈捐躯，身中九刀，开膛破肚，肠子都掉了出来，惨不忍睹。
九月二十八，左路军多尔衮部从遵化东北的中协董家口、喜峰口突入，两路军一起迅速向北京方向推进。这是清军（后金）第三次入犯北京，路线和以前一样，都是绕过山海关从蓟州突入。清军因何总是选择从蓟州入犯，缘于蓟州的特殊战略位置。
本来在洪武年间，蓟州还不是边防最前线，在蓟州以北设有大宁卫。成祖朱棣时弃守大宁，从此蓟州成了北边前线。蓟州镇东起山海关，西到居庸关，绵延二千余里，即使是后来从中分出了昌平镇，也仍有一千多里。从北东西三面包围着北京，距离不到千里，一旦外敌突入蓟州，轻骑昼夜三日可到北京城下，因此无论是俺达还是皇太极都选择蓟州作为威胁北京的突破口。
清军打的是一手旧牌，沿旧路而行，而沿路防守的明军还是清军熟悉的味道，和以前一样一触即溃，明廷大震。
敌军入犯，全盘负责应对的是兵部尚书。前两次是王洽、梁廷栋和张凤翼，崇祯都觉得不尽如人意，这次是他自言“恨用卿晚”的杨嗣昌，君臣相得，前所未有，他们又有何妙策呢？
得悉清军入口之后，杨嗣昌以溺职请罪，自请代替吴阿衡出任蓟辽总督去前线御敌，戴罪图功，并推荐已经丁忧守制的前宣大总督卢象升接替他为兵部尚书，宣大军务由新任总督陈新甲星驰交代。
杨嗣昌自请总督，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姿态，他知道皇帝一定不会放他走。
九月二十三，崇祯批示：杨嗣昌不必出督，吴阿衡戴罪图功自赎，卢象升速入居庸关，总督各镇援兵，会同高起潜合力援剿。
为了鼓舞士气，崇祯发下内帑三万两，银牌一千面，缎绢布一千五百匹，解付军前，犒赏有功将士。如有遥怯抗违节制者，副将参将以下军法从事。
杨嗣昌接到圣旨，做了紧急部署，辽兵八千进驻蓟州中协，其余继续西行保卫京师；山海关、永平二镇五千兵马守护昌平祖陵，其余驻防永平；大同兵马由紫荆关进驻通州，阳和兵马三千进驻紧邻居庸关的怀来，其他各镇兵马各守防区待命。前两次京师闻警，明廷都做了全国总动员，命江浙福建、两广四川云南等地兵马也进京勤王。这些地方离京师路程遥远，等数千里艰难跋涉到了北京，战争多已结束，这些部队毫无用武之地，而且户兵二部还要供应兵饷钱粮，因此杨嗣昌建议本次只调动华北辽东各部队。
第二天，杨嗣昌又认为敌人第三次深入内地，其谋划更加狡猾，窥视更加深入，非得善战善守之人多方剿御之不可，保举陕西巡抚孙传庭局量恢弘，饶有战略；山东巡抚颜继祖心思警敏，长于守御，此二人是天下督抚中不可多得之人才，建议速调孙传庭出潼关，颜继祖由省城济南向北移驻德州，都得到了批准。
“国乱思良将”，国家危难之时，只有英勇睿智的武将才能挽救危亡、克敌制胜。当时明朝良将不少，但称得上能指挥全局的帅才只有三边总督洪承畴、前宣大总督卢象升、陕西巡抚孙传庭三人，而卢象升年纪最轻，声名最盛，如同舆论所料，崇祯毫不犹豫的任命卢象升为勤王总司令，总督各镇兵马。杨嗣昌再向崇祯建议，流贼未灭，洪承畴和孙传庭不宜都动，决定留下洪承畴坐镇陕西弹压流贼，由孙传庭出关勤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