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行为性情，离不开他的生长环境。崇祯长于深宫，父母早亡，生活中接触的尽是宫女太监，他贵为皇子，太监们自然千方百计讨他欢心，千依百顺，很容易的对宦官产生了信赖和亲近之情，而宦官们阴险狡诈、贪婪虚伪的一面，感受不深。
崇祯召对群臣之时，神情严肃，罕有笑容，经常怒气冲冲，大发雷霆，一派肃杀之气。下朝之后，进了内廷，却宛若换了一个人，和太监们有说有笑，和蔼可亲，拉家常、开玩笑、讲段子，太监们为了讨皇帝高兴，故意装傻充愣，搞怪抖机灵，惹得崇祯开怀大笑，唯有此刻他才能抛开纷纷扰扰的国事，享受普通百姓的欢乐。
除了生长环境所带来的的天生的亲近感，崇祯重用宦官的第二个原因是对外廷诸臣信任感下降，任用宦官这第二套班子来牵制、促进外臣，这也是崇祯保持政治平衡的一种权术和驭人之道。
重用内臣，必然剥夺、削弱外臣的权力，二者势必发生争斗，如此则任何一方都不会一家独大，而且互相可以揭发检举，尤其是内臣可以揭发检举外臣，皇帝居中充当仲裁者的角色，似乎更有利于统治。
最后一个原因是自信，对本人掌控宦官能力的自信，这也是崇祯敢于重用宦官的前提。
成功铲除魏忠贤，崇祯获取了强大的执政能力自信。魏忠贤是空前专横的宦官，把外廷诸臣整的人仰马翻，落花流水，什么杨涟、左光斗、韩爌、孙承宗，连九千岁一根寒毛都动不了，而九千岁在十八岁的皇帝面前却毫无还手之力。魏忠贤尚如此，何况其他宦官？因此崇祯放手使用大批宦官，坚信这些家奴对他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从无太阿倒持之虑。
事实也是如此，崇祯朝诸多气焰嚣张的宦官，直到崇祯最后被困北京，内外援绝不再拥有绝对权力之前都处于崇祯的绝对控制之下，当然这要归功于朱元璋天才的政治设计，明朝任何权势熏天的宦官不过是依附于皇权上的影子，并没有任何可以取而代之的权力资本。宦官们的一切权力源于皇帝，如同放飞的风筝，线轴握在皇帝手中，无论它飞得多高，只要握线轴者随意一拉，即刻掉头向下。
崇祯重用宦官的想法是不错的，有些做法也有祖制可寻。宦官们大用之后，立刻形成了对外廷文武强有力的牵制，也起到了一定的正面效果，但宦官特有的阴暗及掌握权力之后的放纵则是崇祯估计不足的，最后出卖他的恰恰是他既鄙视又倚赖的刑余之人。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底层的皇帝，饱经忧患，对人性之丑恶的一面洞察最深，因此发出了“历代宦官，千百人中善良之辈无二三”的经验之谈，严禁宦官干政，尽管如此，他做了皇帝，也不自觉的开启了宦官干政的先河，以后诸帝进一步发扬光大，宦官系统成了皇权之下与外廷诸臣彼此平行、并行不悖的两套班子，到了崇祯时代，宦官势力达到顶峰，最后竟与明朝同归于尽。
●●�7�1●第四节宦官轶事
宦官失了阳物，阴气大盛，很多人性情乖戾，报复心极强，如有人不识相冒犯于他，后果极其严重。
文震孟之子文秉在他所著的《烈皇小识》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白慧元是陕西延安清涧县人，崇祯七年进士，授职直隶任丘知县，其人豪放不羁，不畏权贵。
崇祯十年，一位任丘籍的宦官回乡，请人吃饭，白慧元是父母官也被宦官邀请在坐。宦官离家多年，现在在宫里做了头目，此次回家大有衣锦还乡之豪，趾高气扬，口气很大，白慧元颇看不顺眼。
酒过三巡，宦官兴致更浓，叫人摆上很多珍玩宝贝，席间顿时光华灿烂。这些都是宫中之物，任丘县的这些土何曾见过，一个个看得惊叹不已，满是羡慕敬佩之情，宦官顾盼自雄，得意非凡。
白慧元突然诡异的一笑，跟宦官说“我也有一至宝，和您这些大不相同”
宦官好奇，又不大相信，问“贵县有何至宝？也拿来一观”
知县笑而不答，宦官心中不服追问不已，白知县最后说“我腰下有至宝耳”，众人哄堂大笑，宦官臊得满面通红，这才发觉白慧元是嘲笑他胯下无物，气得拂袖而去。
白慧元一时畅快，惹下大祸。宦官回去，恨得咬牙切齿，他也极为狡猾，却不马上陷害白慧元。
几个月之后，拉上清苑、迁安、定兴等五个知县作掩护，再把任丘知县塞进去，如此不着痕迹，外人根本看不出宦官是挟私报复，弹劾这六名知县“贪酷纵肆”，结果都被革职提问，而且连直隶巡按都受到牵连。
白慧元是一是兴起，过了嘴瘾惹祸上身，尚属事出有因，其他几位知县却都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一年之后，请兵入犯京畿，攻打任丘，被革职的白慧元因精于骑射被推举与知县一起领导守城，城破殉国。
腰下无宝的太监还只是张扬炫富，掌握兵符的太监就凶恶的多了。
陈镇夷是真定分守太监，其出京之时，他有一位旧时相识郭名扬远远跑到保定迎接，一见面就献上礼金三百两，深得伺候领导之道。陈镇夷极为高兴，马上委任为贴身旗鼓（副官），成了分监大人面前的第一红人。
把总何起龙眼力很活，立即走郭旗鼓的门路，送上二百两，谋求上管关税的职位，上任之后，每天收取关税回扣二三十千（铜钱），连单身过客都要勒索二十文的过路税，堪称雁过拔毛，蛇过扒皮，百姓怨声载道。
奴才如此，再看腰下无宝的主子的手段。
陈镇夷一上任，就雷厉风行对下辖州县用低于市价的价格召买米豆，并修建办公的衙门，自然费用都落在百姓头上。这些是公务支出，还落不到陈分监的腰包，他的主要衣食父母是真定的驻防部队。
其时已是崇祯后期，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社会物价上涨，军饷水平也随之上升。真定府营兵每月饷银二两二钱，陈镇夷果断而坚决的每人每月扣除四钱到七钱不等，一共五营，一营满额五千人，五营两万五千人，一个月一人按扣除五钱算，全军就是一万余两银子，一年就是十几万两，辽东督师袁崇焕干了一辈子家产才五千两。
这么大的克扣力度，如同钢刀刮骨，军士们投诉无门，敢怒不敢言，几百几百的成建制逃亡。
非但如此，陈镇夷还纵容无良军士，劫杀良民，谋财害命，罪恶滔天。
普通士卒被克扣军饷，军官们也不能幸免。陈镇夷命郭旗鼓向每营将官索要三千两，经过一番艰苦的谈判，各营先送了一笔五百两，只有火攻营将王震仲性情刚直不肯应承，拒绝送银。
好了，陈镇夷听说有人自恃气节，顶住不送，对人讲“好啊，羊圈里跑出一头驴来，本军门（陈镇夷自称军门，以总督自居）倒要看看这头驴是公驴还是母驴？”命人每日到火攻营当众大骂呵斥王震仲，数日下来，王震仲就顶不住了，再也顾不得什么骨气，央求郭旗鼓给他在分监大人面前说好话。
光说话不行，要有实际行动，王震仲献上银炉、银如意各一件，罗缎潞绸（山西潞城所产的绸缎）各十匹，马二匹、驴一头（这驴不知道公母，千万不可是阉驴，不然陈分监以为是骂他，王震仲此命休矣）。送到之后，陈镇夷还是嫌少，又问龙固营守备白之錕榨了四百两才了事。
军队过了一遍，轮到地方官。陈镇夷派中军官传令各县，凡一等二等县都要献谢荐仪二百两，藁城县另外勒送银壶二把，金盘金盏四副，可能陈镇夷很喜欢喝酒，用银壶盛酒、金盏饮酒，光华四射，感觉自是极佳。
遇到军官提拔，陈镇夷更不会放过发财良机，巩固营总练张德昌达到升官的条件，当天夜里郭旗鼓向张德昌传话，要交来三千两，第二天就可以发委任状升官。
贪腐之外，陈镇夷还忒以的骄横，肆意凌辱地方各官，稍不遂意，棍棒相加，大概是把宫里太监传杆子的那一套活学活用。举人生员这些有功名之人，按律是不可以随意折辱的，陈镇夷不管这一套，随意捆来过堂，看着这些所谓人上人任由他摆布摧残，陈镇夷失去**的自卑得到极大的弥补，畅快无比。
到了过生日之时，各州县都要进献各种银炉、银寿星、银杯银盘银碗银筷等物，堆满分监衙门，不知道的还以为陈镇夷是开银铺的。
陈镇夷如此贪残暴虐，真定巡按李模忍无可忍，将其所作所为如实上报。崇祯命司礼监核实，司礼监阉阉相护，最后不了了之。
陈镇夷平安无事，李模可是摊上大事儿。陈镇夷立马调查李模，查来查去，李模清廉如水，实在无辫子可抓，最后抓出他的老乡真定府同知凌必正，诬陷二人结党营私，三年之后将二人降三级调用。
陈镇夷只是众多监军、镇守、分守太监中一个缩影，太监之骄横贪婪从中可窥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