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听罢，鼻子都气歪了，哭笑不得，转头看了一旁侍立的首辅温体仁，一声苦笑。第二天，任命刘宗周为工部左侍郎，没让他入阁。

刘宗周是听说让他入阁才进京的，他不是汲汲于富贵之人，但也非四大皆空，辅臣没做上，当了清闲的工部左侍郎，难免有情绪。时隔七年，所见所及，朝政更加危殆，皇帝对他的忠告全未采纳，在歧路上越行越远，心情愤懑无极，一个月后，上了更为激烈的奏疏。

奏疏开头就直斥皇帝治不得法，徒劳无功“陛下锐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讲求，施为次第犹多未得要领者。”

接着斥责了大言五年复辽的袁崇焕和己巳之变的巨大危害“首属意于边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复之说进，是为祸胎。己巳之役，谋国无良，朝廷始有积轻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参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术尚刑名，政体归丛脞，天下事日坏而不可救。”

再言崇祯严苛察察、任用宦官造成的恶果“人人救过不给，而欺罔之习转甚；事事仰成独断，而谄谀之风日长。参罚在钱谷而官愈贪，吏愈横，赋愈逋；敲扑繁而民生瘁，严刑重敛交困而盗贼日起。总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监视遣而封疆之责任轻。督、抚无权而将日懦，武弁废法而兵日骄，将懦兵骄而朝廷之威令并穷于督、抚。朝廷勒限平贼，而行间日杀良报功，生灵益涂炭。”

最后劝崇祯立即改弦更张，为政宽大以救危局“陛下必体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风雷；必念祖宗鉴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轻改作。以简要出政令，以宽大养人才，以忠厚培国脉。”

还告诫皇帝要召还监视太监，发内帑赈济天下，招抚流贼，都是崇祯不爱听的。

崇祯览奏，大怒，还从来没有人用如此严厉的语言斥责他，在刘宗周的口中，崇祯非但不是聪明神武，简直就是一只愚笨不堪的没头苍蝇，四处乱撞，丝毫不得治国门径，碰的鼻青脸肿，所谓励精图治，不过是自作聪明祸国殃民而已。

皇帝严令阁臣拟旨重治刘宗周，正中温体仁下怀，当即拟了严旨呈上。崇祯看罢，又拿起刘宗周的奏疏看了又看，站起身来，在殿中绕行数周，终于怒气消散，亲手写了圣旨“斥责刘宗周论事要要依据国情，不当诿过于朝廷以求个人高名，同时还夸奖了刘的清直”

温体仁见皇帝突然变了主意，大感意外，生怕又重用刘宗周，此老软硬不吃，刀枪不入，万一入阁可比憨头憨脑的板金绦文震孟难斗的多。暗地指使刘宗周的同乡许瑚上疏，说刘宗周道学有余，才略不足。

崇祯知道许瑚也是山阴人，认为他一定很了解刘宗周，说的应该靠谱，又打消了重用其人的念头。

刘宗周此番入京，事事不顺心。当时太仆寺无银买马，崇祯让大臣捐款，外臣自首辅温体仁之下、勋臣自成国公朱纯臣以下各有捐赠，又因财政吃紧，取消崇祯十年的外官朝觐，以节省开支。刘宗周坚决反对，认为朝廷的体统丧尽、颜面无存，在如此朝廷为官，还不如回家为民，连上三本请辞。

西风落叶下长安之际，刘宗周满怀惆怅踏上了还乡之路，这条路他三十四年间已经来往六次，山川依旧，国事日非，一路之上心情阴郁沉重。行至天津，恰逢阿济格入犯北京，道路阻隔，刘宗周就停在天津养病，一边思考大明的未来。

十月，清兵退走，局势平静，刘宗周又上疏崇祯，痛陈己巳之变乃今日诸般大祸之根源，直斥温体仁是罪魁祸首，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是活卢杞。直接批评崇祯暗于识人，聚天下小人立于朝而不觉。天下即使人才凋零殆尽，又岂能重用宦官，置总督巡抚于何地？完全是以封疆大计为儿戏！

“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体仁之谓也”刘宗周用《诗经桑柔》中的这句话，斥责温体仁欺君误国。崇祯是读过书的，他知道“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在《诗经桑柔》中是斥责西周厉王昏庸暴虐，任用非人，国家将亡。

周厉王姬胡是著名的昏君加暴君，用严刑峻法禁止国人议论朝政，搞得百姓不敢张嘴说话，走在街上熟人之间只能道路以目，使个眼色，歪歪嘴巴，用哑剧来传达心中之意。厉王得知后，高兴的不得了，对大臣召公说“我终于能止住百姓乱说诽谤了”召公忧心忡忡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恐怕不是好事”

三年之后，国人起而反抗，把厉王流放到彘（今山西霍县）地。

崇祯自视甚高，自命英主，对唐太宗都颇有微词。刘宗周居然引用了《桑柔》，虽然指名道姓是温体仁，但崇祯认定刘宗周骨子里是斥他为周厉王，周厉王是公认的亡国之君，崇祯又本能的联想到刘宗周断言大明迟早会断送在他的手里，勃然大怒，再也无法忍受，立即斥其为民。

《旧唐书》有言：“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父有诤子，虽无道不陷于不义； 故云子不可不诤于父，臣不可不诤于君”

所谓诤臣就是不计个人得失荣辱，甚至生死，针对皇帝的错误直言进谏，明知皇帝恼怒也要逆批龙鳞。诤臣历代皆有，汉之汲黯，唐之魏征是其中之著名者。既然是批评，皇帝自然不爱听，虚心纳谏如唐太宗，听得魏征的批评多了也不禁生气，扬言要杀了这个乡巴佬。

刘宗周之诤，不亚魏征，语气严厉，斥责皇帝治国无术，信用奸臣，毫不给皇帝面子，魏征当年可没有如此凌厉，当然唐太宗那是真正的英明神武，不存在崇祯的那些问题，魏征犯不着如刘宗周般做狮子吼。崇祯难得的显示了少有的雅量，强行按住冲天怒火，多次包涵，最后实在忍无可忍也只是将其罢斥为民，已经是少有的宽宏了。刘宗周第六次打道回府，六起六落！

刘宗周学问大，道德高，也有治才，任顺天府尹一年余，不畏豪强，刚直不阿，而且在非常时期能采取有效措施稳定人心，证明他不是只会读书百无一用的的书呆子。

他很善于识人，在魏忠贤刚冒头之际，就能预见其必为国家大害。出任顺天府尹不久，就全面系统深刻的发现了崇祯的几乎所有缺点，无一不准确精辟。面对一次比一次尖锐的批评，崇祯却始终未对刘宗周下杀手，完全不是其一贯风格，或许内心也认可刘对他的批评“知我者刘老头也！”他有容忍刘宗周的雅量，但没有改正缺点的勇气，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老百姓尚如此，何况整日生活在歌颂海洋中的皇帝。

刘宗周是理学大师，极其相信道德和精神的力量，以至于到了迷信的程度，他曾和另一位大师黄道周讲“今日天下大乱，就是因为学术不明，人心不正，而世道随之，而救世之根本，在人人言尧舜之道，使邪说者不得惑世诬民”

。崇祯对满清入犯束手无策，他老哥认为只要皇帝修德，满清不战自平。献了效仿舜帝，舞干羽，三苗自服之计。

崇祯的个性棱角分明，优点显著，缺点也很突出。朝中大臣老于世故，官场中摸爬滚打了一辈子，什么看不出来？只是因为崇祯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绝大多数人为保身家利禄不敢直斥其非，甚至不敢背后议论，只能腹诽。周延儒、温体仁辈则一味逢迎阿谀，无底线的拍马屁，只有刘宗周不避斧钺、不计荣辱直言进谏，虽九死而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