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的性子急躁偏激，冷酷无情，贵如辅臣也动辄得咎。温体仁为了稳固个人地位，一味逢迎吹捧皇帝，进一步诱导皇帝往更加残酷偏执，刚愎自用的路上走，导致崇祯越走越偏，径直上了不归路。

崇祯九年，因为凤阳皇陵之变，崇祯下诏罪己，并采纳了礼部侍郎陈子壮的建议，下诏释放一批在押的官员，以消弭暴戾肃杀之气，感动上苍降福大明。吏部随即上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名单，体仁迎合崇祯严酷的性格，对皇帝说吏部提交的人员太多了，要大幅削减才行。崇祯正在宽还是严之间摇摆不定，温体仁这么一说，态度瞬间向严倾斜，立即否决了吏部的方案，最后仅仅释放了十余人。

有一年秋决论囚，最后执行死刑的名单要皇帝亲自决定，以示对生命最大的尊重。崇祯此次动了恻隐之心，想少杀几人，免干天和，但是他的风格总是本人不表态，通过暗示要大臣们先说出来。崇祯再三咨询温体仁的意见，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平时此种君臣互动，温体仁已经相当熟悉，默契程度之高几乎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崇祯一句弦外之音，一个动作，一个眼神，温体仁就能心领神会，马上呼应。而此次却装聋作哑，故作不知，怎么都不张嘴，崇祯心一横，将一干犯人全部判了死刑。

崇祯五年三月，农民军攻破陕西华亭，知县徐兆麟刚上任七天， 以失陷城池之罪论死。崇祯了解了情况，也觉得徐兆麟运气太坏，如判死刑有些冤屈，征求温体仁的意见，温体仁照旧不出一言，徐兆麟最后惨遭弃市。

温体仁的名声本来就不好，又靠特殊的手段上位，很多大臣意见很大。做了首辅之后，温体仁自感被他打击排挤的人太多，宣称内阁是机密之地，必须绝对保密，所有密折都不留底稿存档，从而达到毁尸灭迹之效。

有论者认为：温体仁不能算是奸臣，他一不贪污，二不纳贿，三不买官卖官，只不过是唯皇帝之命是从，可算循吏。

何为循吏？“循”，遵循遵守之意也，循吏指奉公守法、规规矩矩的官吏。循吏始见于司马迁之《史记.循吏列传》。该传有循吏五人，分别是楚證hong王令尹孙叔敖、郑国国相子产、鲁国国相公仪休、楚昭王国相石奢、晋文公之法官李离。五人之中，除李离之外，都是国相。后世的史书按照《史记》的体例，大多设有《循吏传》，以褒扬那些洁身自好、循规蹈矩且卓有成效的官员，与《史记》不同的是，循吏很少再有国相这样的顶级大官，而以牧民有方、造福一方的地方官为主，如《汉书.循吏传》中的蜀地太守文翁、阳夏太守黄霸；《新唐书.循吏传》中的山南道副大使薛大鼎、房州刺史韦景骏等。

那么，温体仁算不算循吏？如果按照清廉的标准来看，完全够格，但在其他方面是不是规规矩矩呢？其暗中结党，排斥善类，在当时及后世已是公论，岂是循吏之所为？

温体仁之奸是一种柔奸，表面温顺和蔼，彬彬有礼，实则凶猛彪悍、阴险歹毒，整人往死里整，一旦与人结仇，必欲致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即是《明史》所言：“外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未入阁之前，百计钻营，削尖脑袋往里扎，如同苍蝇扑血、白蚁夺粮；入阁之后，得陇望蜀，必欲为首辅而甘心；首辅之后，又媚上欺下，死死抱住首辅之位不放。对于内阁人选，温体仁的方针是武大郎开店—高人莫入。内阁辅臣如一排仪仗马，温体仁是最高最帅的那匹头马，其他辅臣必须比他矮、比他丑，才能不夺他的风头。

唐玄宗时著名的奸相李林甫曾经很露骨劝与他共事同僚只许老老实实，不要乱说乱动，形象的用朝廷典礼时用的立仗马作比方：“你们有没有见过立仗马？它们整整齐齐站在阶下，一天不叫一声，就以吃到上等的草料，一旦乱叫一声，就马上被开除出列，上等草料闻也闻不到了，更别说吃，就算以后不叫一声，也回不到立仗马的队伍之中”温体仁和李林甫可谓千古知音。

历朝开国皇帝大都是智勇绝伦之人，后世的守业之主因遗传基因和受教育环境都高人一等，一般都很聪明，像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是特例。皇帝虽然聪明，但绝非大臣们拍马屁中的“明并日月，识超今古，神谟广运，算无遗策。”一个人再绝顶聪明，也顶不到天上去，总有看不到的地方，皇帝也不是一贯正确，在他出现失误之时，就需要大臣尤其是内阁首辅帮助矫正。温体仁则不然，他的口头禅是“皇上神圣，臣下不宜异同”，即皇帝的一切都是无比正确的，大臣拟照办就行了。有时他明明知道崇祯的做法不对，也闭口不言，冷眼旁观，甚至瞧皇帝的笑话。

“危而不扶，颠而不持”

，全神贯注把持权力，一心一意无原则的逢迎顺承，甚至把皇帝往沟里带，而对日益危急的局势毫无建白、束手无策。这比他阴狠偏狭的私德对国家、时局的危害大得多得多，更非其清廉自守的美德所能弥补，温体仁之奸正在此处。明末大才子张岱评价温体仁：“自佐政以来，边徼潢池之警，漫无经画；惟斤斤自守，不殖货贿，故上始终敬信之”可谓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