佞臣不说真话，但往往得到皇帝喜欢，因为他说的话，皇帝听了很舒服，至于对国家有无好处，皇帝不屑考虑。
历史上的佞臣不胜枚举，著名的有春秋的伯噽、三国的黄皓、唐朝的李林甫、明朝的严嵩等等。温体仁毫不惭愧的也是著名佞臣，他和周延儒都善于揣摩崇祯的心思，其机敏不让周郎。凡是崇祯说的，几乎都是双手赞成，满口颂词。皇帝居于至尊本就有天然的优越感，崇祯刚开始还时时以历代善于纳谏的帝王自警，想听几句温体仁的不同意见。可是温体仁句句都是皇上圣明，明照万里，臣等万万不及。听得多了，崇祯不觉也认为他确实比大臣们聪明，事事周详，确实不需要什么人来提意见。一旦听到有人提不同意见就很不耐烦，认为其人动机不纯，沽名钓誉。
崇祯九年，崇祯突发奇想要任用宗室子孙在朝廷做官，礼部侍郎陈子壮认为此举违反祖制，且宗室子弟多是纨绔之辈，根本没有做官的才能，弊病甚多。
温体仁以老礼部尚书的口气劝陈子壮“皇上文武圣神，臣子不宜异同”。陈子壮见温体仁还是不问是非，一味逢迎，很是气愤，说“世宗（嘉靖）最是英明，然附庙之议、勋戚之狱，当时诸臣犹秉公而言和皇上争持不已。今上（崇祯）威严类似世宗，公之恩遇何如张桂（嘉靖时的大学士）？如只是顺从而不匡正，恐非忠臣事君之道”
温体仁听陈子壮揭了他的短，大为恼怒，但没有流露出来。回头就加油添醋向崇祯做了汇报，崇祯正在喝茶，闻言大怒，一脚就把桌子踢翻，刚泼好的香茗洒了一地，马上把陈子壮下狱。
在突出的恭谨和逢迎之外，平心而论，温体仁也其有过人之处。
一是头脑敏捷，善于归纳。明末天下多事，四海用兵，各处向中央讨要军饷钱粮的奏疏雪片般飞来，奏疏文字冗长，头绪繁多，通篇充斥着各种数字数据，看着都头大，很多辅臣视为畏途。温体仁却不发憷，稍作思考，很快就理出头绪，写的票拟条理清晰，言简意赅，而且从来不出差错。皇帝看得很轻松，众人不得不叹服。
二是精细机敏，工于窥测。崇祯八年，曹文诏战死，他的侄儿曹变蛟上表申请抚恤，得到朝廷批准，曹变蛟按照惯例写了谢恩奏疏报到内阁，阁臣写了票拟再报给皇帝。谢恩奏疏本是过场文章，不涉及具体事务，一般皇帝都是照准，但这回内阁票拟四次都被驳回，而皇帝未书一字，只是在朝廷派批准抚恤的日期和曹变蛟上表谢恩的日期上用朱笔各加一点。辅臣们聚在一起盯着这两朱笔小点，不知何意。温体仁沉思一阵，豁然省悟“吾得之矣！”
原来，按照常理是先请恤，后谢恩，请恤日期在前，谢恩日期在后。曹变蛟谢恩奏疏是预先写好的，派人拿着奏疏在京城坐等抚恤，而请旨抚恤的奏疏则是现写的，日期反而在谢恩奏疏的日期之后，出现了前后颠倒，明显是作假，可是辅臣却未发现这一细节。崇祯看出破绽后，他不明说，退回让辅臣自行琢磨，其中含有责备辅臣粗心马虎之意，其他辅臣还是昏头昏脑，只有温体仁看了出来。辅臣们随即在原奏疏上票拟责问曹变蛟：前后日期自相矛盾是何缘故？再报给皇上，果然第二天就批示同意，没再被驳回。
温体仁为了保持在皇帝心目中孤立无党的光辉形象，不敢公然拉帮结派，但自有其自固之道，他牢牢抓住吏部尚书这一关键人物。吏部尚书掌管除了军队系统之外的全国干部人事，抓住了吏部尚书等于抓住了全国干部，温体仁就是聪明。
崇祯四年三月，王永光退休，左都御史闵洪学接任吏部尚书。闵洪学也是老官僚，更巧的是和温体仁是乌程同乡。二人很快打成一片，互为声援，有好事都归在温体仁，坏事都推给周延儒。
崇祯五年，闵洪学因和温体仁沆瀣一气被言官猛攻而罢职，李长庚做了一年多吏部尚书，他和温体仁关系不深。崇祯七年谢陞从南京礼部尚书转任北京吏部尚书，又和温体仁搞在一起，二人互相利用，排斥异己。
周延儒做首辅之时，大开四门、公然纳贿，但人还算厚道，不怎么残害朝臣。温体仁却是性情凶猛，睚眦必报。《明史》用了“机深刺骨”来刻画其人之阴鸷狠毒。
他的名声本来就不好，又靠特殊的手段上位，很多大臣意见很大。做了首辅之后，目标更大，和朝臣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崇祯八年正月，张献忠等焚毁凤阳皇陵，天下震惊。在农民军向淮北一带移动之时，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就上本建议朝廷下令漕运总督兼凤阳巡抚杨一鹏立即由东面的淮安移镇凤阳守护皇陵，温体仁却认为吕维祺大惊小怪，批复“不必移镇”，结果皇陵被焚。温体仁惊慌失措，生怕崇祯惩治，暗中做了手脚，先把官军收复凤阳的捷报呈上，几天后才把凤阳失陷的奏疏上报，意在皇帝先看了捷报，再看噩耗，怒气不至于爆炸，可谓老奸巨猾，用心良苦。
凤阳巡按吴振缨是温体仁的内亲，因此在对失事官员的问责上，温体仁也一反苛责严酷的常态，轻描淡写只批了戴罪视事。
温体仁事前麻木不仁，拒绝正确意见招来大祸，事后枉法徇私、掩人耳目，激起公愤。言官们的弹劾如暴风骤雨，直斥温体仁尸位素餐、祸国殃民。面对如雨弹章，温体仁和另一位大学士王应熊玩起了双簧，一旦收到弹劾温体仁的奏疏，就由王应熊出面拟旨温言抚慰，如果是收到弹劾王应熊的奏疏，就由温体仁拟旨温言抚慰。如此一来，二人如同千手如来，不慌不忙将来攻的漫天暗器一一接下，毫发无损。
虽然内阁票拟“不必移镇”最后是经过皇帝首肯之后才下发生效的，但温体仁最初的“不必移镇”本身就是低端错误的，是问题的根源。以崇祯之聪明，不会不知皇陵失事中温体仁的罪责，奇怪的是并未对温体仁有任何处罚，而是继续重用。
皇帝是天下一人，学识再渊博的大臣在其面前也要诚恳的表示才疏学浅自愧不如，看来皇帝不但官儿最大，学问也最大。皇帝的学问虽然号称最大，但还需要不断学习，以永远保持学问最大。
明朝皇帝的学习活动分为经筵和日讲。经筵最为隆重，场面很大，还要有一个专门的知经筵事的官儿，一般由内阁首辅或勋戚贵臣担任，其他人员一大帮。经筵分春秋两季，一共六个月，每月三天。
日讲相对简单，也不定时，只要皇帝有空就可以安排，参加人员也不多。
经筵和日讲讲授的内容相近，以经史为主，但经筵上讲官可以就讲授内容自由发挥，联系时事，以借机进谏。皇帝在经筵上的态度一般也相对温和，讲官说错了话，通常不会责怪。
礼部右侍郎罗喻义是崇祯的日讲官，负责讲授《尚书》。他写的讲义按规定要先送内阁审阅，温体仁一看，里面有很多牵扯时事，先有几分不悦。
接着再看，一句“左右之不得其人”赫然在目。温体仁马上耳根一热，意识到这个罗喻义在指桑骂槐，不得其人之人正是指他温体仁。看来这厮是要借日讲之机，在皇上面前参他。
温体仁大怒，立即派人去找罗喻义，要求他马上删除这些内容。
罗喻义并不买账，径自来找温体仁理论。温体仁闭门不见，罗喻义隔着窗户大骂温体仁一手遮天，滥施淫威。温体仁找皇帝告状，指责罗喻义违反日讲的体例，用经筵的方式上日讲，他按例规劝反遭辱骂。
崇祯随后将罗喻义革职。
明朝的大学士几乎都有被弹劾的经历。皇帝对弹劾大臣的言官一般都很宽容，这又助长了弹劾之风。崇祯一朝的大学士中，温体仁是享受弹劾最多、最猛烈的辅臣，从出任首辅到落职，在持续不断弹劾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磨练出了坚强的革命斗志。
成德是山东滋阳（今属兖州）知县，当时以为官清廉、刚正不阿著称，在朝廷有一定的声望。很多大臣推荐其人可以重用，但温体仁说成德的清廉是伪装出来的，邀名欺世，压住不给升迁。成德为此参劾温体仁，刚好山东巡按禹好善因成德对他傲慢无礼上本弹劾其贪虐。温体仁乘机拟旨将成德逮问北京。
成德有一位伟大英雄的母亲，见儿子蒙冤，居然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在长安街上，拦住温体仁，破口大骂，引来无数路人围观。成母见气氛营造起来了，越骂越勇，唾沫横飞，不少是家乡土语，温体仁根本听不懂，命从人开路就要逃走。成母哪里肯放？从地上抄起瓦片碎石往温体仁身上乱砸，温体仁狼狈不堪坐轿而逃。围观群众欢声雷动，为这位伟大的母亲喝彩。
崇祯听说，又气又笑，命五城兵马司将成母赶出北京，成德在午门外被杖责六十，坐贪赃六千两，发配边疆。另派了五十名锦衣卫作为温体仁的护卫，每日保护其人身安全。
成母虽被赶出北京，但北京百姓把她比作南宋时行刺秦桧的义士施全，一齐为她的英勇点赞，温体仁自然就是秦桧了。
成德靠清廉成名，人称傲吏。温体仁偏要定他一个贪污的罪名，以昭示天下成德的清廉完全是假的，纯粹是一个政治骗子，再撺掇皇帝午门外廷杖其六十折辱其傲气，温体仁手段之阴狠不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