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御史毛羽健调查：万历初年，驿站每马一匹，一年的草料28两银子；每夫一名，一年的工食七两二钱。崇祯元年，每马一匹加至100多两，驿夫工食银增至30至50两。朝廷和百姓公私两害，唯独肥了官僚。

崇祯元年，刑科右给事中刘懋上疏痛陈：“今日驿站之弊，天下州县困于驿站者十七八矣。”

刘懋是陕西临潼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历任河南项城、宁陵、新安知县，升给事中。天启年间被魏忠贤革职，刚刚起用。

刘懋做过几任知县，深知驿站实情。他以家乡临潼县为例，驿站的马匹开始为30匹，一匹马一年费用50两，后增至50匹马，每匹一年费用80两，再往后一路增至100两、120两、160两，驿站仍是困苦不堪。究其根源，就是损公肥私、滥用驿站，“私牌、私票横行不绝，几于天壤间无不驿驰之人，”

刘懋认为如今整顿驿站，调停不能、禁革不止，只有干脆直接裁撤。今后除了飞报军情、传送诏书、紧急公文可以按规定使用驿站之外，大臣以礼致仕、京官奉命差遣等都要有朝廷许可方可以乘坐驿站，而使用的马匹、杠夫等必须注定名数，不许滥加。此两者之外，京官、外官、给假、告病、罢闲等项，俱不得私遣牌票，违者按照其实际使用的人夫马匹数追赃坐罪。

崇祯对驿站的败坏深恶痛绝，早就想整顿驿站，曾对辅臣讲“驿递疲困已极，小民敲骨吸髓，马不歇蹄，人不息肩。朕甚恨之”看了刘懋的奏疏很高兴，因为驿站归口兵部管理，立即将他转为兵科左给事中，命其专管驿递事务。

刘懋的建议得到皇帝认可，并委任他主管全国的驿递事务，分明是委以重任，大受鼓舞，马上风风火火行动起来。

他同兵部确议，研究出几条措施。一是严格从源头上控制滥用驿站，兵部核发的勘合火牌，必须经刘懋挂号发给地方抚按方可生效。凡是多次使用勘合火牌或自造白牌者，一经发现予以严惩。二是每年年终，各省抚按要将所辖各县驿应付夫马数目种类报部科驳查，如每年节省若干，即将额派工食照数减编，以苏民力。

崇祯对刘懋是坚决支持的，刘懋也感恩图报，大力整顿驿站，确实做到了皇帝要求他的“大破情面”。受任之际他就预想到这是一项得罪人的差事，必定阻力不小，但所受到的阻力之大，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道理也很简单，刘懋裁撤驿站，触动了各方面的既得利益。

裁撤驿站后，原先包揽驿站业务的乡里油滑不能再插手驿站，断了财路。地方官府不能再勒占驿站夫马，各司道府厅也不得再擅用滥用，原来可以随意乘坐驿站的官僚不能再随意腐败，驿站里面的驿丞不能再收取马头的孝敬，也心生怨恨。唯一感激刘懋的就是因裁撤驿站之后，驿站银减少从而税负减轻的平民。

刘懋六情不认搞了一年多的裁驿，万万没想到弄得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唾骂满朝，咒詈满途。一些本来和他不错的官员，因之后再不能免费使用驿站也对刘懋心生不满，连朋友也做不成了。

崇祯三年，裁驿基本完成，刘懋上报了他的丰硕成果，滥用驿站的现象大为减少，并且节省了68万两驿站银，上交国库。崇祯很满意，他缺的就是银子，68万两不是一个小数目，够宁远部队发三四个月军饷了。马上传旨将刘懋提升为正七品的兵科都给事中，以示酬劳。

轰轰烈烈的裁撤驿站落下帷幕，朝廷得到实惠，滥用驿站的歪风暂时得到遏制，但并未根除，数年后又有抬头。专项治理貌似很成功，但是却产生了一个很多人始料不及的后果，被裁掉的驿卒很多投奔农民军，成了朝廷的敌人。

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描绘了湖南永州世代以捕剧毒之蛇为业的蒋氏之悲惨境遇，但当作者怜其悲苦劝其改业之时，却被蒋氏断然拒绝，理由是捕蛇虽然凶险，却可以谋生，远胜于被如狼似虎的官府催逼得上蹿下跳的农民。

驿站的驿卒也是如此，虽然深受盘剥压榨，备尝艰苦，但总能混口饭吃，聊以为生。如今驿站被裁撤，驿卒们突然失业，朝廷又毫无安置抚恤的措施，他们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在找不到求生之计时，谁都会铤而走险，造反也就不足为奇了。

崇祯二年的裁驿大潮中，陕西米脂县银川驿的一名驿卒李自成就是因突然被下岗，丢掉饭碗，义无反顾的转身投奔了不沾泥张存孟的队伍，十五年后，这名驿卒杀入北京城，坐在金銮殿上端起了皇帝用过的金碗。

力主裁驿的刘懋虽然得到升官，但惹下一大批人，日子并不好过，数年之后刘懋病死外地，据说竟然找不到人运送尸首，当地从事抬棺材的杠夫一听死者是当年主持裁驿的刘大人，一齐破口大骂，给多少钱也不干。

明廷的裁驿本无大错，在古代社会，朝廷也没有安置下岗工人的觉悟和做法，数千被裁的驿卒纵然失业在一般年代也无法危及朝廷的统治。唯一不幸的是偏偏在晚明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这几千因失业而怨恨朝廷的驿卒在历史合力的作用之下，竟然掀起滔天巨浪，将不可一世的大明帝国淹没在历史的烟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