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欠税负的原因很多，除了税负本身沉重民间难以承受之外，豪强的蓄意逃税和转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而某些地方官的慵懒无能也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在此意义上，崇祯的重手惩处征税不力的官员并无不当。如上文提到的重处江西全省官员，就是由于该省竟然连续数年没有分文解纳至南京户部，这就不完全是赋税沉重的问题了。

明亡之后，后人纷纷归咎于明末税赋太重，百姓无法承受，被迫揭竿而起，明朝因此而亡。

这个问题相当复杂，需要全面客观来看。

朱元璋屠戮功臣个性残忍，但对老百姓很大度。他忠实地践行了孔子“藏富于民”的治国理念，除了在苏州松江庆阳个别激烈反抗过他统治的地区征以重赋之外，全国近八亿亩耕地，官田田赋一亩五升，民田一亩三升，按照北方平均亩产八斗，南方二石的水平而论，田赋税率最高不过6%，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最高亩产可到四石，税赋不过2%，总体而言，税赋极低。

百姓的负担，除了赋还有役（徭役），即各种强制性的无偿劳动。明代的官员俸禄极低，而且地方政府没有办公经费，一切经费都摊派到民间，连办公的笔墨纸砚都要取之于民。民间的徭役极为繁重。

到了明朝中叶，官府逐渐把一部分徭役合并到田赋当中，万历初年，推行一条鞭法，大规模的把徭役分摊到田赋之中，田赋水平增加了大约20%，多的达到40%。但仍有一部分徭役单独纳税，称为丁银。丁银和摊入田亩的役银大体相当，徭役和田赋合计，赋税高的达到10%。这大体是加派之前的赋税水平。

因主持裁撤驿站而闻名的刘懋曾以他家乡为例：万历中叶，每亩田赋不过五分，民间负担不重，宽然有余，人知廉耻，遇到荒年不会死人，即使被饿死也不会造反作乱。之后年年加派，今年加二厘，明年加三厘，以加派为由的事已经结束，但加派依然不停，日加一日，日重一日，每亩升至八分三厘，加上加耗科索，每亩达到一钱。在平均亩产不到一石的北方，税负已经不低，远远超过明朝开国之时的赋税。每亩收入还要减去种子、耕牛等成本，要是佃户还要上交地主地租，自己全家还要食用，所剩已然无几。如逢灾年，就难以支撑。要是在陕北亩产不过二三斗的贫瘠之地，如无天灾，尚可半饥半饱，一遇大灾，如得不到有力外部资助，就会形成社会灾难。

全国加派辽饷一分二厘之后，按亩产一石计算，一石米麦市值一两，但上交国家田赋时的 折银率大部分达不到一两，由此而算，一亩一分二厘，税赋增加1.2%，从表面上看不能说重。

随后的剿饷，每亩征收六合，一石折银八钱，六合为四厘八毫银子，练饷，每亩加征一分，二者合计，税赋又增加了1.5%。三项合计，田赋增加了不到3%。

那么，何以民间处处啼痕，难以承受呢？

大致有几下原因：

一是地方上的私派严重。明廷对地方的私派没有明确而严厉的制裁，导致地方衙门为了维持日常运转，地方官为了迎来送往，买官徇私，普遍进行私派，从而大大提高了百姓实际负担的税负。官老爷高坐公堂，尊如神，威如虎，一纸之出，四野魂惊。或已有而重派，或私事而公派，或小事而大派，或暂事而久派。粮之征无定额，而民之纳无穷期。

二是军队私派无度。明末兵荒马乱，军纪败坏，所谓三军所过，地生荆棘，有纪律者不过十之二三。各路人马行走地方，每到一处就发火票令箭，催办粮草军饷，急如星火，稍不如意刀剑相加。如左良玉的部队，走到哪里，抢到哪里，搜刮之惨，甚于流贼。百姓手无寸铁，只能尽力供应。

三是天灾肆虐。农业生产是严重依赖老天爷的产业，风调雨顺，老百姓种田养鸡，终日勤劳，勉强可以温饱度日，一遇天灾，有时颗粒无收，此时官府还要如数收税，百姓既要吃饭，又要交税，佃户还要交租，情何以堪？

比如崇祯初年的陕北，连年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税基已经是〇，按说应该免税，但官府照样收税，如此何以承受？

四是豪强转嫁。任何一个朝代，豪强大户几乎都是国家利益的腐蚀者，豪强势力是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但其往往从一己私利出发，吃饭砸锅，专挖国家的墙角。他们倚仗权势，为非作歹，欺压良善，明朝初年，朱元璋大力惩治豪强，社会比较安定。以后的皇帝放宽了对豪强势力的压制，其势力逐渐抬头，成为国家大害。

张居正推行改革，遇到的最大阻力就是各地豪强，以其权力之大、位望之尊尚且做了“破家沉族以徇公家之望”的最坏准备，可见豪强势力之大。

各地豪强占有大量土地，富得流油却舍不得给国家纳税。千方百计把应纳的赋税转嫁到平民头上，导致平民赋税成倍上升，官府不闻不问。

五是人去粮存。这是明朝的一大弊政，它直接导致了百姓破产流亡，揭竿而起，把广大良民赶到流贼的队伍中去，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起到了李闯张献起不到的功效。

有此错综复杂的因素，表面看来微不足道的加派，落到纳税人头上就会几倍、十几倍的放大，导致民间无法承受。江南岭表富庶之地，尚可勉力承受，遭受百年不遇天灾的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数千万百姓实实是不可承受之重。

面对无休无止、层层加码的加派，他们被压的窒息，感到无比的绝望、愤怒，对这个朝廷、皇帝再无半分感情和留恋，只想“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