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饷加派还有一个为后世所诟病的问题，就是不分耕地的亩产量，一律按照田亩数量加征，如此一来，亩产高的肥沃之田负担的加派相对低，亩产低的贫瘠之田负担的加派相对高，有违常理。

这种说法基本接近事实，但又不完全是事实。

九厘银是按亩数来征收，不考虑亩产量。这样，北方尤其是西北塞外、陕西宣大等地域辽阔但土地贫瘠，单产很低不过数斗，税赋就重，而江南华南等肥沃之地亩产数石税负就轻，因此开征以来一直有争议。

毕自严针对这一问题，列举了自辽饷加派十年来，各地的做法。陕西湖广等省有照粮（按应税额）征收的，其他各省有照亩征收的，认为因地制宜各有道理，不宜强行规定某一种方式。但是最后，户部还是认为照亩加派比较方便。

为何方便？毕自严没有展开说，其实无非是官府征收方便而已。如果照粮征收，就必须准确核定每块田的亩产量，这无疑是一项极其繁重的工作。农业是靠天吃饭，亩产量不但跟土地本身的自然条件有关，而且还跟每年的天时有关，可以说是一年一变。如果去每年都去核定统计数次，农民的税赋可能会公平，但要把税收人员忙死，而且必然会滋生大量的腐败，因此官府自然倾向于照亩。中国社会往往如此，方便了上面的，就苦了下面的。

总体来看，各省照亩加派的有十分之九，照粮加派的只有十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农民起义的爆发地陕西，倒是照粮加派较多的省份，很多地方每亩加派在九厘之下。

第四次加派后，辽饷加派总额达到每亩一分二厘。崇祯四年，延绵十年之久的云南贵州四川土司叛乱也终于平定，之前用于平叛而截留的辽饷八十万两也回到它本来的用途，辽饷总额达到九百三十万两，已经是太仓库收入两倍有余，成为明廷第一大税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发源于陕西的农民军越来越盛，当地首脑受命剿寇又要银子，旧饷早已干涸，纷纷向辽饷伸手。朝廷没办法，只得同意所在督抚截留辽饷用于剿寇，如此连九百三十万两的辽饷也又渐渐不够用了。

崇祯十二年，因上年清兵入寇，明廷要练兵雪耻，又开征了练饷，别无选择的还是从田赋加派上打主意，这次胃口更大，一张嘴就是730万两。

到此，明末著名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一齐亮相，总数达到2100万。，三年后取消了剿饷将其并入练饷，三饷总数仍有1670万两，是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

崇祯十六年，离明朝灭亡仅有一年，户部尚书倪元璐奏请，现有税目过于庞杂，请将边饷、辽饷、练饷等名目合并为一统称兵饷，统归兵饷左司和兵饷右司管理。

三饷最多之时，达到2100万两，但实际征收情况远不如人意。

宣宗宣德年间起，国家支出较立国之初已有很大增长，而豪强势力隐匿田产逃避纳税的现象逐步抬头，国家税收年年不能如数完成，但凡完成预算收入的八成就视为全部完成。朝廷开始规定官员的考核与其钱粮完成情况挂钩，官员考核、提拔，先核查他完成的税粮。隆庆五年（1571年）曾规定：地方官赋税完不成八分的，一律停发俸禄。

崇祯即位后，国家的财政形势愈发严峻，而赋税拖欠也越发严重，有的地方天启初年的赋税还未完成。皇帝进一步加强了赋税征收力度，最有效的措施还是直接挂钩官员的考核、提拔。对于完不成征收任务的官员，予以严惩。大批地方官被降级、停俸、革职，甚至入狱，降个三五级是家常便饭。在赋税沉重的苏州松江等地，有的官员被连降八十多级，九品十八级，这八十多级够从头到尾转四五圈儿，不知道吏部是如何降法。

为了最大程度的完成税收，户部派出专人到各省坐镇督查收税，类似于后来的工作组。

如此高压之下，百姓自然水深火热，府州县官也苦不堪言。崇祯六年，江西全部的78个州县中，因纳粮不力被处分者九十多人，所有的州县主官几乎全部被责罚，当时称为海内所无之事。到了崇祯末年，百姓负担更为沉重，拖欠也更为严重，百姓逃亡自尽，官员革职入狱，胆小的甚至主动投河自刎，明朝赋税征收陷入了死循环。

开征辽饷后，辽饷成了国家最看重和征收力度最强的税种，也是当时最有保障的财源，原有的太仓税银的优先地位被取而代之，税款被辽饷挤占，明朝财政又出现了顾此失彼的窘态。

崇祯五年，在全国1138个县中，拖欠当年太仓税银的有398个县，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其中拖欠一半税粮的就有300多个，这300多个中又有134个县是分文未交，交了白卷

崇祯十年开征了剿饷，剿饷后来居上，骑在辽饷头上，成了新的优抚对象，辽饷的征收率开始下滑，待到练饷登场，实收的剿饷也开始下降。杨嗣昌崇祯十三年到襄阳督师，他所部剿饷崇祯十年拖欠1万，十一年拖欠24万，十二年拖欠35万，剿饷实收出现了明显衰竭现象。

崇祯十四年，明朝时局急剧崩坏，长江以北几乎全部沦为战争地区，战区内赋税自然颗粒无收，财政几近枯竭。

崇祯十六年，户部所做的兵饷预算为2122万两，而当年实际收入的正赋和兵饷为117万两，再加盐课、关税等69万两，合计为186万两，这就是堂堂大明帝国一年的中央财政收入。一穷至此，想不亡也难。